革命家忆・侍从学校

我入侍从学校——侍从学校的内部生活——“上校”——侍从学校中的新精神

我父亲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了事实。侍从学校中有了一名缺额，所以我在入学规定的年龄之前便可以进去。我被送到圣彼得堡去进学校。校中学生的名额只有一百五十人（大半都是宫廷贵族的子弟）。这个特权学校兼有有着特别权利的陆军学校与隶属于皇室的宫廷学校两种性质。在侍从学校里住了四五年以后，毕业测验及格的人便可以到他们自己选择的禁卫军或陆军的任何团队中当一名军官，并不管该团中有无那么多的空额。此外每年最高年级的前十六名学生都要接受“宫廷侍从”的任命，成为皇帝、皇后、大公夫人、大公的亲随。自然这是一种绝大的荣誉；而且得着这种荣誉的青年便会闻名于宫廷，有很多机会做皇帝的或一个大公的侍从武官，这样一来，他们在宦途上很容易发迹。因此，显贵人家的父母都尽力设法使自己的儿子不要错过入侍从学校的机会，甚至把那些以后再无递补进去的希望的其他候补者排挤掉亦在所不惜。现在我是在这学校里了，我的父亲该可以自由地让他的野心勃勃的梦想任意驰骋了罢。

学校内共分设五级，最高的是第一级，最低的是第五级，我的意思是要进第四级。然而因为入学测验时我对于算术中的小数并不十分熟习，再说第四级本年已经有了四十多名学生，而第五级学生只有二十名，所以我便被编在第五级。

这个决定使我大不高兴。我本来就不愿意进陆军学校，现在我要在那里不是住四年，而是要住满五年。第五级里的功课我已经完全知道，那么我还要在第五级里干什么呢？我含着眼泪把这件事告诉了监督温克勒上校（即教务主任），然而他用一句笑话回答我：“你该晓得恺撒曾经说过——与其在罗马当第二人，不如在一个村子里当第一人。”我很痛快地回答他说，我乐意当最后一人，只要我能早日离开陆军学校就好。“也许过一些时候，你就会喜欢这学校的，”他说。从那一天起，他对我就很亲切了。

那位算术教员也想安慰我。我却向他发誓说，我决不会把他的教科书看一眼，“尽管如此，你却不得不给我最高的分数。”我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想起当时的情景，倒觉得这个学生真有点桀骜不驯了。

然而当我追忆到遥远的过去的时候，我便不能不感激我被编入低级的事。因为在第一年只是复习我已经知道的功课，我便有了一个习惯，单靠着听教员在课堂上的讲解来学习我的功课；下课后，我就有充分时间随意读书作文了。临到测验时，我从来不去预备功课，学校里本来规定了为测验作准备的时间，这时间，我便利用来向几个朋友朗诵莎士比亚或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当我到了较高的“特别级”的时候，我已有了较好的准备，可以学好我们要学的各门功课了。

此外，在第一年冬季，我在医院里度过了大半的时间。我和所有别的不是生长在圣彼得堡的小孩一样，不得不向这个“在芬兰的沼泽地上建立的都城”交一笔重税：起初患了几次本地的时疫，最后又患了一场伤寒症。

当我进侍从学校的时候，它的内部生活正发生着一个深刻的变化。全俄国当时已从尼古拉一世治下的酣睡和可怖的梦魇中觉醒过来。我们的学校也受到了这种复兴的影响。老实说，如果我早一两年进了侍从学校，我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我的意志完全破碎，便是我被学校开除：其后果如何是没有人能知道的。幸而这过渡期在1857年已经是势不可挡的了。

校长柴尔屠欣将军是一个出色的老人。然而他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上的校长乃是“上校”——即柔拉多上校，一个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人。人家说他是一个耶稣会徒，我相信他真是如此。无论如何，他的态度是和洛约拉的教义相合，而他的教育方法又是法国耶稣会学校中所实行的那些。

他是一个身材短小，而且极瘦的人，他有一对黑而犀利、爱偷看人的眼睛，还有那剪得短短的髭须，使得他的面相像猫脸。他沉着坚定；虽不十分聪明，却是极其狡狯，在骨子里他是一个专制暴君，他会憎恨——强烈地憎恨一个不受他笼络的学生；他不仅能用愚笨的迫害来表示他的憎恨；还能不断地用他平时的态度（不小心漏出的一个词、一个手势、一个微笑或一声惊叹）来表示。他走起路来像在滑动，他不掉头便能骨碌碌乱转进行窥探的眼光更加深了滑动这一印象。他的嘴唇上带着冷淡无情的印迹，甚至就在他想装出和颜悦色时，他的嘴因他的那种不满或轻蔑的笑容而扭曲。那时候，他的和颜悦色反而变得格外难看了。由于这一切，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司令官的风度来；乍一见他，还会以为他是一个仁慈的父亲在和他的小孩们讲话，把他们当作成人一般地看待呢。然而不久就会觉得他是要使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都屈服在他的意志之下。一个不依照“上校”对他的脸色之好坏而感到幸福或不幸的学生活该要倒霉了。

“上校”两字不绝地出于众人之口。我们给别的长官都取了绰号，就用绰号称呼他们，然而没有人敢给柔拉多上校取一个绰号。大家以为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好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不错，他的整个白昼的时间和一部分夜晚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甚至我们在课堂里上课时，他还在四处巡行，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抽屉乱翻。至于夜里，他也还要费好些时间来用特别的记号和各样颜色的墨水把学生们的优劣功过分栏地一一记录在小本本里。这些小本本他有一大堆。

我们看见他牵着他所宠爱的一个孩子的手慢慢地穿过我们宽阔的房间，前仰后合平衡着自己的身子，这时候，我们的游戏、笑谑、谈话都马上停止了。他向着一个学生微笑，又锐利地望了望第二个学生的眼睛，再向着第三个学生投了一瞥冷淡的眼光，走过第四个学生面前时，把嘴唇略略歪一下；这些做作就表示：他喜欢第一个学生；对于第二个学生他并无所谓好恶；他故意不注意第三个学生；而不喜欢第四个。这种嫌厌的表示足以使大部分受害者惊恐万分——由于不说明嫌厌的理由而尤其可怕。这种沉默的、不断地显露出来的嫌厌和猜疑的眼光常常使敏感的孩子陷于绝望中；在别的孩子身上，其结果是学生的意志彻底崩溃，正如费奥多尔·托尔斯泰（他也是柔拉多的学生）在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意志的疾病》中所描写的。

在“上校”的统治下，学校的内部生活是很悲惨的。本来在所有的膳宿学校里，新学生总要受些小的迫害。“新生”最初就要这样地受一次考验。他们的品性怎样？他们会不会变成“奸细”？“旧生”总喜欢向新来者显示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诚团结的优越性。这种情形在所有学校中和所有监狱里都是有的。然而在柔拉多的统治下，这种旧生对新生的迫害更是凶狠。这种迫害不是从同级的同学来的，乃是来自第一级的同学——宫廷侍从们，他们是下级军官，而且柔拉多给了他们以一个十分破格的，优越的地位。他的方针就是把全权交给他们，靠他们来维持他的严酷的纪律，对他们所做的可怕的行为，装作毫不知情。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新生”受着宫廷侍从的打击时敢于还手的事实如果公之于众，那个“学生”便会被送入士兵子弟营中去。对一个宫廷侍从的任意的举动略有反抗，就会引起第一级的二十名学生拿着他们的沉重的橡木戒尺，聚集到一间房子里，在柔拉多的默许之下，把那个敢于表现这种不服从的精神的孩子痛打一顿。

因此第一级的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在我入校的前一个冬季，他们的最得意的游戏之一就是夜间把“新生”聚集在一间房子里，叫他们穿着睡衣跑成一个圆圈，好像在马戏场中跑马一样。而那班宫廷侍从却拿着橡皮的鞭子，有的站在圈子中央，有的站在圈子外面，残酷无情地鞭打那些跑着的孩子们。通常这种“马戏”总是以可恨的东方方式收场。至于当时学生间的道德观念以及校中关于夜间在“马戏”后发生的事的下流闲话真难说出口来，还是不说的好。

“上校”是知道这一切的。他有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谍报组织，没有一件事瞒得过他。然而只要别人还不晓得这事已经被他知道，就可以平安无事。对于第一级学生所做的事闭着眼睛装做看不见的样子，这就是他维持纪律的基础。

然而一种新的精神在校中觉醒了，我入校以前几个月光景，学校内已经起了一次革命。这一年的第三级学生便和从来的第三级学生完全不同。本年的这一级里有了一些真正用功，而且读过很多书籍的青年；其中有的后来居然成了名人。我最早认识其中的第一人（我就叫他做冯·孝夫罢）时，他正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且他们这一级里，还有几个是校内最有力气的青年。全校里身材最高又是极强壮的人也是在该级里面。这人是冯·孝夫的好友，叫做科席托夫。因此，这年的第三级学生不肯像从前这一级学生那样驯顺地忍受宫廷侍从们的压迫了。他们很讨厌当时的那种风气。有一次，发生了一件我不想在这里交代的意外事情；我只说一点：这件事发生后便引起了第三级和第一级的冲突，结果那班宫廷侍从被下级生着实打了一顿。柔拉多不让这件事声张出去，然而第一级的威权便从此失坠了。橡皮鞭子虽然还在，但不再能使用了。“马戏”和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然而最低的一级，即第五级差不多全是些新入校的年纪很小的孩子，所以依然不得不服从宫廷侍从们的私意。我们学校里有一所古木参天的美丽的花园，但是第五级的学生很少能享受：他们被逼着推动一个上有座位的旋转机，那班宫廷侍从们却坐在上面闲聊；有时，那班侍从大人玩九柱戏，又要叫他们去拾球。我入校后不过几天光景，看见了花园中的那种情形，便留在楼上，不再到那里去了。有一次，我正在读书，忽然一个有着红萝卜色头发，脸上生满雀斑的侍从火火跑上楼来，命令我立刻到花园里去推旋转机。

“我不去；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读书吗？”这就是我的回答。

愤怒扭曲了他的那张本来就不大中看的脸。他正要向我扑来，我采取防御态势；他想用他的制帽来打我的脸，我尽力左遮右挡。他就把他的制帽扔在地上。

“拾起来！”

“你自己去拾。”

像这样的不服从的行为在校内是闻所未闻的事。他为什么不当场痛打我，这我不明白。他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力气也比我大得多。

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里，我接到同样的命令，可是我顽强地留在楼上不下去。于是我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一种小小的却令人气恼万分的迫害——这已足以使一个孩子陷在悲观绝望的境地了。幸而我生性总是很快活的，常常拿笑谑来回答他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再说，这种迫害不久就终止了。多雨的季节一来，我们只得在室内度过大部分时间。在花园里，第一级学生抽烟是自由的，然而在室内时就有一个专门的吸烟室，就是那“塔”了。“塔”里非常清洁，总是燃着一个火炉。第一级学生如果看见别级的学生在那里抽烟，他们一定要严惩他，可是他们自己却时时坐在那火炉边，一面闲谈，一面享受烟的滋味。他们喜欢在夜间十点钟以后抽烟，那时学生应该早已上床了。他们在那里抽烟一直抽到十一点半钟。他们怕柔拉多出其不意地发现了这事情，会来干涉，便命令我们守望。第五级的小孩子每一次两个轮流被他们从被窝里拖出来在楼梯旁边来回走，以便向他们报告“上校”到来的消息，直到十一点半。

我们决定结束这种夜间守望。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而且还和较高各级的学生商量过究竟应该怎么办。最后的决定是：“你们全体都拒绝守望；自然，他们一定要揍你们，等他们揍你们的时候，你们便一伙儿，人越多越好，跑去见柔拉多。他早已知道这件事了，不过到那时候，他就不得不设法制止这件事。”至于这种举动是否算是“告发”的问题，也被那些礼法专家否定了，因为那班宫廷侍从对待别级学生毫无同学的感情。

那天晚上，守望轮到了一个旧生夏荷夫斯科伊亲王和一个叫做塞拉诺夫的新生。后者极其胆小怕事，连说话都是女里女气的。夏荷夫斯科伊最先被叫去守望，但是他拒绝了，两个宫廷侍从也就不去管他，随后便去叫那胆小的塞拉诺夫，他已经睡在床上了。他也不肯去，他们拿起那重重的背带凶暴地乱打。夏荷夫斯科伊唤醒了近旁的几个同学，一起去找柔拉多。

我也已经睡在床上了，忽然那两个宫廷侍从走到我的床前，命令我去守望。我拒绝了。于是那两人便用两副背带来揍我。（我们平常总是把我们的衣服叠得齐齐整整放在床前的一个凳子上，然后放上背带，领带横放在背带上。）我在床上坐起来用手来防卫，已经吃了重重几下子，忽然一个命令到了：“第一级学生到上校那里去！”那两个凶狠的战士马上变得非常和顺了，连忙把我的东西放好。

“不许说一句话，”他们低声向我说。

“领带横放在上面，收拾整齐，”我向他们说，那时我的肩上和腕上挨打后痛得火烧火燎。

柔拉多和第一级学生说了一些什么话，我们不知道。然而第二天，我们排班预备下楼到食堂去的时候，他大事化小地向我们演说道，宫廷侍从欺侮一个出于正当理由拒绝的孩子，令人难过。欺侮谁呢？一个新生，而且像塞拉诺夫那样胆小的孩子！全校学生都讨厌这种耶稣会式的虚伪演说。

这自然也是对于柔拉多的权威的一个打击，他是非常恼怒的。他很讨厌我们这一级，尤其讨厌我（关于旋转机的事也有人向他报告了），每遇着机会他便表示出这一恼怒来。

第一年冬天，我常常住病院。我得过一次伤寒症，在病中，校长和医生非常亲切地看护我，有如父母一般。这一场大病过后，我又得了很厉害的、时发的胃病。柔拉多每天照例要到病院里来巡视。他看见我时常住在病院里，便开始在每天早晨半开玩笑地用法国话向我说道：“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和新桥一般结实，却住在病院里消磨时间。”有一两次，我也玩笑般地回答他，但后来发现他老这样说，并带有恶意，我变得非常愤怒了。

“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叫道。“我要请求医生禁止你进这屋里来……”

柔拉多向后退了两步。他的黑眼睛发了光。他的薄嘴唇显得更薄了。终于对我说：“我得罪了你，是吗？好，大厅里有两管大炮；我们是不是来决斗一次？”

“我不喜欢开玩笑，我告诉你，我再也不受你的那些连讥带讽的玩笑了。”我接着说。

他以后便不再重复他的玩笑了，可是比以前更加恨我。

幸而他缺少责罚我的机会。我不抽烟。我穿衣服总是戴好背带，扣好钮扣，晚上，我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我本来喜欢各种游戏，然而因为我终日忙于读书以及同我的哥哥通信，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到花园里去打一种板球，我常常玩一阵就连忙回去读书。不过当我犯了错误的时候，柔拉多却不来责罚我而去责罚那个指定做我的上级的宫廷侍从。譬如有一天，我吃晚饭时有了一个物理学的发现：我注意到玻璃酒杯叩击时所发出的声音的音量当以其杯所盛的水量为准，我马上就拿四只玻璃杯来实验，想得出一个和声。然而柔拉多站在我身后，他并不向我说一句话，却把我的上级的宫廷侍从关起来。那个青年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我的远房堂兄。过后我向他道歉，他连听也不愿听，他向我说：“不要紧。我知道他素来讨厌你。”但是他的同级的同学们却给了我一个警告：“顽皮的孩子，你要小心，我们不愿意代你受罚。”老实说，如果不是书籍把我的时间差不多完全占了去，他们大概会使我为我的物理实验付出高昂的代价。

众人都在议论柔拉多对我的憎厌；但是对此我不加理会。这种冷淡态度大概使他更憎厌我。整整过了十八个月，他不肯把肩章发给我。本来照例新生入校后一两个月，已经知道一点初步军事操练的时候，就应该领得肩章的；不过，他不给我，没有我倒觉得十分快活。到后来一位长官（他是全校中最好的操练教员，一个爱上了操练的人）自愿来教我操练。当他看见我已经操练纯熟，可以使他非常满意时，他便把我推荐给柔拉多。柔拉多再次拒绝了，以后又拒绝了两次，因此那位长官便把这种拒绝认作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校长后来有一次问他，为什么我还没有肩章，他直截了当地答道：“这孩子没有问题；是上校不要他。”随后，大概听了校长的一句话，柔拉多要求自己来重新测验我一次，当天他便把肩章给我了。

然而上校的势力很快地消失了。全校校风完全改变。二十年来，柔拉多实现了他的理想，这理想就是：他的学生应该把头发梳得溜光，卷得漂亮，像个女孩子；送到宫廷里去的侍从应该像路易十四的朝臣那样文雅。他不大管他们究竟是否学到一点学识；他所喜欢的学生的行囊里应该装满各种刷指甲的刷子和香水瓶，他们的“下班时的制服”（星期日归家后可以穿的）应该是做工一流的，他们会行最漂亮的“斜身礼”。从前柔拉多演习宫廷礼节的时候，他总是从我们的床上扯下一床红条子的棉床罩，裹在一个侍从的身上，叫他装作受吻手礼时的皇后，而别的孩子们几乎是虔诚地走近那个假皇后，庄严地行了吻手礼，以一个最出色的斜身鞠躬告退下来。然而现在，虽然他们在宫廷里算是很出色的，但是在演习的时候，躬鞠得像熊一般，令人捧腹大笑，柔拉多则怒不可遏。从前，年轻的孩子把头发烫成卷发，被领到宫廷里朝贺归来，还极力使卷发保持得尽量久一些；现在他们刚从皇宫回来便急忙把头放在冷水管下面，用水把卷发冲直。娇弱如女气已成了众人嘲笑之的。被带到宫廷去朝贺，像一件装饰品似的站在那里：这在如今被看成是贱役，而不是什么恩典。

有时候，人还把年轻的孩子带到宫里去陪那些小小的大公们玩耍。一天，一位小小的大公在游戏时用手帕当做鞭子随便抽人，孩子中有一个照他那样做，居然把那个大公抽哭了。柔拉多非常惊骇，而那个做大公的教师的老将军，塞瓦斯托波尔海军提督，却称赞我们的这个同学。

一种好学认真的新精神在侍从学校里和在其他一切学校里一样生长起来。在前些年里，侍从们确信无论如何他们有方法可以得到升为禁卫军军官所必需的分数，所以在学校的前几年里几乎完全不读书，只有到了最后的两年才开始多少学一点。如今哪怕是下级的学生也非常用功了。道德风气也和几年前的完全不同。东方式的不免残酷的娱乐已经被众人嫌弃了。曾有一两次想恢复旧风习的企图，但都成为丑闻，并一直传到圣彼得堡的各处客厅里。柔拉多被免了职。只给他保留了校内的单身寓所。后来我们常常看到他裹着他的长的军人外套来来去去，沉溺在深思之中。我想他一定感到悲哀，因为他完全不能容忍在校内迅速发展的那种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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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学校内的教育——学习德文——俄文文法与俄国文学——我们的习字老师——我们的图画老师——对于图画老师的惩戒

全俄国的人都在谈论教育问题。和平条约刚刚在巴黎缔结，而书报检查制度的严厉也稍微松了一点之后，人们马上就热心地讨论起教育问题来了。民众的愚昧无知，好学的人面前所横着的障碍，乡村学校之缺乏，陈腐的教育方法以及对此等弊害如何补救成了有识者中、报纸上，以及贵族客厅里最时髦的话题。根据一个出色的计划，第一批女子中学于1857年开办，并配备了优秀的师资，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不少专心一意地从事教育事业，而且证明是很能干的男女实干教育家：他们的著作如果流传到国外，一定会在各文明国家的文学中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

侍从学校也受着这种复兴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较低的三级的一般倾向是用功读书。教务主任（即监督）温克勒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炮兵上校、优秀的数学家兼有进步见解的人；他想出了一个鼓励我们的好学精神的绝妙的主意。他解聘了从前担任低年级功课的那些毫不热心的教师，尽力从优聘新的来。他认为教年幼的孩子一门功课，要使他们在初学时得其要领，对最好的教师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他便聘了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而且是天生的教师，苏霍宁上尉来教第四级里的代数入门。第四级的学生马上就爱上数学了。原来这个上尉又是皇储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在二十二岁时病故）的老师，皇储每星期被带到侍从学校来一次，听苏霍宁上尉讲代数。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是一个有学识的女人，她以为把她的孩子带来和那班好学的学生接触会鼓励他专心向学。他坐在我们中间，而且要回答教员的提问，和别的学生并没有分别。然而在老师讲书的时候，他把大半的时间都用来绘画（他画得很好），或者和他的邻座的同伴低声谈些逗人发笑的事。他脾气很好，举止温文尔雅；可是在学习方面流于肤浅，而在感情方面更是如此。

监督又给第三级聘了两位好教员。有一天，他走进我们的课室，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交了难得的好运。原来一位精通俄国文学的大古典学者，克拉沙夫斯基教授，已经答应来教我们这一级的俄文文法，而且一年年跟着教到我们毕业为止。同样，另一位大学教授，皇家（国立）图书馆馆长柏克先生，来教我们这一级的德文，办法和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一样。他还说本年冬天，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身体不大好，不过监督相信我们在他的教课时间里一定会很安静。有着这样一位教员真是好运气，谁都不愿失掉它。

监督想得对。我们对有两位大学教授来做我们的老师非常自豪：虽然从“堪察加”（在俄国，每一间课堂里的最后几排都被称作这辽远的、未开化的半岛）发出的声音说，要让那个“做腊肠的”（即德国人）见了大家服服贴贴，但我们这一级的舆论显然偏向那两位教授。

那位“做腊肠的”马上就获得了我们的尊敬。一个身高、额头极宽、有一对和善而聪明、稍稍被眼镜遮掩了一点的眼睛的人来到我们的课堂，用很流畅的俄国话告诉我们，他想把我们这一级分成三组。第一组里尽是些德国孩子，他们已懂得德国话了，所以应该完成烦难的作业；第二组就是普通的学生，他依照课程表上所定的，起初给他们教授文法，后来教授德国文学；接着他带一个可爱的微笑说，第三组就是“堪察加”。他说：“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就是每节课你们要抄写四行文章，我会从书里给你们选出来。这四行书抄完后，你们可以随意去做你们的事；只是不许妨害其余的人。而且我保证五年以后你们总会学到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好，谁加入德国人一组？你，席达克尔堡？你，兰斯多弗？也许还有一两个俄国人吧？谁又加入‘堪察加’？……”五六个完全不懂德语的孩子便在那个“半岛”上住。他们很忠实地抄写四行德文书（在较高年级时，抄十二行或二十行），而柏克先生每次选这几行书都选得非常之好，在这班孩子身上花了好大心思。所以五年以后，他们真的懂得了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了。

我加入了德国人一组。我的哥哥亚历山大在他给我的信中要我务必学习德文，因为德国文学异常丰富，而且每本有价值的书都已经有了德文译本。我便热心地学习德文。我把一页难懂的富有诗意的描写大雷雨的文字翻译成俄文，透彻地进行学习；我又按柏克先生的劝告把动词的变化，副词和前置词记得很熟以后，便开始读德文书了。这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好方法。柏克先生还劝我订阅一份廉价的图画周刊。其中的插画和短篇小说不断引得我去读几行或者一栏。不久我便精通德文了。

在冬季快完的时候，我便要求柏克先生借一本歌德的《浮士德》给我。我已经读过了这书的俄文译本。我也读过了屠格涅夫的美丽的小说《浮士德》，现在我想读这部名著的原文了。“你会一点也不懂的；它太富哲学意味了”，柏克先生带着他的温和的微笑说。可是他依然给我带了一本方方的小书来，小书的篇页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变成了黄色，它印的正是那不朽的戏剧。他想不到这小方书给了我难以衡量的快乐。我玩味着其中每一行的意义与音乐性。从那富于理想之美的献诗的头几句读起，不久就整页整页地背熟了，浮士德在林中的独白，特别是那些他谈到自己对自然的理解的诗句：

你不仅冷静而惊愕地结识自然，

并且使我看透她的最深的胸臆，

犹如看透一个友人的内心，

简直使我到了狂喜的境界；至今它在我的精神上还保留着它的魔力。每一首诗都成了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再说，难道世间还有比诵读诗人用我所不曾精通的一种语言写成的诗篇更高的审美乐趣吗？全篇似乎被一种薄雾笼罩着，这薄雾正好与诗切合。如果一个人懂得一种语言里的俗话，那么字句的琐屑意义有时候反会妨害它们所欲表现的诗的形象。而我并未如此精通俗话，字句在我不过是传达它们的微妙的、高尚的意境，从而诗的音乐性更有力地响在耳边。

克拉沙夫斯基教授的第一课对于我们简直是一个上天的启示。他五十岁光景，身材短小，举止敏捷，他有一对发亮的、聪明的眼睛，一种略带一点讥讽的表情，和一个诗人的高高前额。当他走进课堂来授第一课的时候，他低声向我们说，他因为患了许久的病不能大声说话，因此便要求我们坐得离他更近一点。他把他的椅子放在第一排桌子旁边，我们就聚集在他的周围，像一群蜜蜂一般。

他担任的功课是俄文文法；然而我们所听到的并不是干燥无味的文法课，而是和我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固然是文法；但其中夹杂着俄国古民间文学的一个说法和荷马史诗或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行的比较（自然后者已被译成俄文了）；有时他引的是席勒的名诗，接着又是对现代社会的偏见的一句挖苦话；然后又是地地道道的文法了，过后便是一些诗的和哲学的泛论。

自然，其中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或者我们不能明白它们中的深一层的含义。然而一切研读的魅力却正在于它能给我们不断开拓意料不到的和还不了解的新眼界；它们引诱我们一步又一步更深入地去看那乍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的东西。我们听得望着老师的嘴唇出了神，有的把手放在同学的肩上，有的靠着前一排的桌子，有的紧紧地站在老师的身后。钟点快到的时候，他的声音更低了，我们也更加屏息凝神地听着。监督打开课堂的门来看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新教员。然而一见这一群动也不动的学生他便踮着脚尖走了。甚至那个好动的孩子道洛夫也呆呆地注视着克拉沙夫斯基，好像在说：“你原来是这样一种人？”连那个笨得无可救药的、有着德国姓名的塞加西亚人冯·克莱瑙也端坐不动。在其余大部分学生心中，某种善良的、崇高的东西在慢慢地沸腾着，好像有一个没料想到的世界的幻景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对于我，克拉沙夫斯基的影响大极了，而且这影响是与时俱增的。温克勒说的我也许终于会喜欢这学校的预言如今毕竟应验了。

在西欧，大概还有美国，这样的教员似乎是很少见的；然而在俄国，凡是文学界与政治界中知名的男女，他们的向上发展之最初的契机未有不是从他或她的文学教师那里得来的。全世界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有这样的教员。本来在一个学校中，每个教员都有他教的专门科目，这些不同的科目间并无联系。文学教师虽然也得依照课程大纲执教，但是他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思讲授他的课程，因此他便能够把那些分割的历史与人文各科联成一片，用一个广泛的哲学的与人道的概念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且在青年们的头脑与心灵中唤起更高的思想与灵感。在俄国，这样必要的任务便十分自然地落在俄国文学教师的肩上了。当他讲到国语的发展，讲到古代史诗、民歌、音乐和其后的现代小说，以及本国的科学、政治与哲学文献的内容和从其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美学的、政治的、哲学的思潮时，他便不得不把那超乎分别讲授的科目范围以外的，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概念介绍给学生了。

对于自然科学也应该这样做。单教授物理学与化学、天文学与气象学、动物学与植物学是不够的。不管学校所定的自然科学授课范围如何，全部自然科学的哲学（大自然整体的一个概观如洪堡的《宇宙论》第一卷之类的东西）总是应该灌输到高低年级的学生的头脑里。大自然哲学与诗，一切确切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自然的生命之激发的概念都应该构成教育的一部分。也许地理教师可以暂时来担负这个任务；不过我们应该要有和现在的地理教师完全不同的一组教师来教这门学问，而大学里需要的地理教授也应该和现今的不同。今天在学校中讲授的地理，说它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是地理。

另一个教师却用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方法征服了我们这样喧闹的一级学生。这就是教员中间位置最低的习字老师。如果说那些“异教徒”（指德、法两国的教员）不大被学生看得起，那么习字老师爱伯特（生在德国的犹太人）便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了。戏弄习字教师乃是侍从中的一种时髦。他之所以还继续在我们校内授课，唯一的原因便是他贫穷。那些在第五级中留了两三年不能升级的旧学生对他很坏。不过他想方设法和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每一课只准闹一次，不得再有第二次”——这协议在我们这一方面怕不是常常诚实地遵守的。

一天，一个住在“堪察加”的学生把擦黑板用的海绵浸了墨水和粉笔灰向那可怜的习字老师扔过去。“爱伯特，你拿去！”他带着愚蠢的微笑大声叫道。这海绵打着了爱伯特的肩头，污秽的墨水溅了他一脸，流到他的雪白的衬衣上。

我们相信这一次爱伯特一定会离开课堂去报告监督了。然而他不过摸出棉织手帕来把脸揩拭干净，一面叫道：“诸位，只闹一次——今天不许再闹了！”他用竭力压低了的声音添了一句：“衬衫脏啦！”接着就继续批改一个学生的习字帖。

我们楞了，觉得羞愧。为什么他不去报告，反而立刻想到我们所订的协议呢？这时候，全级的同情集中在他身上。我们责备那个同学道：“你的行为是愚蠢的。”有的人还叫道：“他是一个穷人，你却把他的衬衫弄脏啦！真可耻！”

那个犯了错误的学生立刻去向教师谢罪。“这位同学，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呵！”这便是爱伯特的回答，他的声音里带着悲哀。

大家变得非常安静，下一次上课时，好像我们预先商议好了似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努力把字写好，然后把习字帖送到老师面前请他批改。他满面放光；这一天，他觉得很快乐。

这件事给了我以很深的印象，始终不曾忘记。至今我还感激这个了不起的人所给予我的教训。

至于那个叫做甘池的图画教师，始终无法和学生友好相处。凡有学生在他上课时戏玩，他便要去报告监督。在我们看来，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只是一个图画教师，而且尤其因为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在课堂上并不大注意我们大部分学生，他只是专门去修改那些在课外跟他学画或者送钱给他好在测验时拿出好画博得高分的学生们的图画。我们并不嫉恨那班这样做的同学。我们反而觉得那些人没有数学方面的天分或地理方面的记忆力，不妨向画匠买一张图画或地形图去得最高分数，好使他们的总分高一点。只是班上头两名学生不该用这样的手段，至于其余的学生，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做那样的事。然而教师却没有权利来向学生做卖画生意；他既然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应忍受他的学生们的喧闹和恶作剧。这就是我们的道德观念。然而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每课必告发学生，并且一次比一次傲慢。

等到我们升到第四级，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学校的入籍公民了，便决定给他套上笼头。我们的年长的同学告诉我们：“他在你们面前这么神气，只怪你们自己；我们倒老是叫他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设法使他就范。

有一天，我们这一级中两个优秀的同学口里衔着纸烟走到甘池面前向他要火柴。自然，这不过是和他开个玩笑（在课堂里抽烟，这是从来没有人敢想的）。依着校规，甘池只应该把那两个学生逐出课堂。然而他却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志里；他们受了严厉的处罚。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决定让他得点“好处”。我们打算在某一天，全级学生都拿着从上级学生那里借来的戒尺，一齐用戒尺敲桌子，弄出猛烈的响声，而且把教员赶出课堂。然而这计划碰到很多困难。我们这一级里有些“乖”学生，他们虽然答应加入这示威运动，但是最后他们会害怕起来，退缩不前，于是教师便可指出其余的人的名字了。在这种计划里，最重要的就是全体一致，因为事实上处罚全级的总比处罚少数几个人的要轻许多。

我们用了一个真正权术家的手腕把这些困难克服了。我们议定：一发出信号，全级同学一齐掉过身子以背向着甘池。那时候，大家便拿起藏在后一排桌子上的戒尺敲出预定的闹声。这样做，“乖”学生们便不会被甘池的眼光恐吓住。然而用什么做信号呢？像在强盗故事里那样吹哨子、喊叫或打喷嚏都不行；信号应该是无声的。最后我们决定：一个画得很好的同学把他的图画拿去给甘池看，等他回来就座——那就是时候了！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奈沙多夫把他的画送到甘池面前，甘池拿着画修改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在我们感觉中是非常之久。后来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他先站了一刻，望着我们，然后才坐下去。……全级的学生突然掉转身子，戒尺便在书桌上愉快地响起来，我们中间有人还在戒尺声中高声叫：“甘池出去！打倒甘池！”闹声震得人耳聋；全校的学生都知道甘池得了他的“好处”。他站在那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最后毕竟出去了。一位长官跑进来——闹声还不停止。然后副监督便跑进来，随后监督也来了。闹声立刻停止。监督就开始训斥学生。

“级长马上关禁闭！”这是监督的命令。我是这一级的第一名，因而是这级级长，这时就被送进黑牢里。这使我看不到以后的事。校长来了；校长要求甘池举出为首的几个学生的名字，可是甘池却举不出一个名字来。他回答道：“他们都掉过身子以背向着我，就开始闹起来。”因此，全级学生便被赶下楼去。虽然在我们学校中笞刑已经完全废止，但这一次，那两个向甘池要火抽烟的学生却挨了一顿赤杨棍的抽打，其借口是那场大闹是对他们所受惩处的报复。

十天以后，我被释放出来，回到课堂里才知道这件事。课堂里的学行优良牌上我的名字已经被拭掉了。我对此丝毫不以为意。然而我必须承认，在地牢中没有书读的十天长得实在难受，所以我便写了一首诗（写得糟糕透了）来赞颂第四级学生的行为。

自然，此时我们这一级便成了全校的英雄。整整一个月左右，我们不得不反复地讲这件事给其余各级的学生听。他们都祝贺我们能够这样一致地行动，以致没有一个学生被单独查出而受罚。

从这时候起一直到圣诞节止，所有那些星期日里，学校当局不许我们这一级学生回家，强迫我们留在校内。由于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使那些星期日过得非常快活。那些“乖”孩子们的母亲给他们送来很多糖果；那班有零用钱的学生买来大堆的点心，——这种点心在饭前容易果腹，饭后留下股甜味。到了晚上，其余各级的朋友们又偷偷地送来很多的水果给勇敢的第四级学生。

甘池此后不再告发学生了。可是我们完全失掉了对图画的兴趣。没有一个人肯向那个专门要钱的人学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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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哥哥通信讨论科学、宗教、哲学与经济学问题——和哥哥的秘密相会——尼可尔斯奎集市——社会经济之实地研究——和人民接触——乡村小旅店中的一夜

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这时候是在莫斯科的军官学校里，我们两人间书信往来不绝，从前我在家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以为凡寄到我们家的信都应该由他一个人拆读，这是他的特权，他只许我们在信里说些普通的家常。

现在我们在信里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喜欢讨论的问题了。唯一的困难就是找钱来买邮票；不过我们不久便学会把字体写得非常细小，所以在一封信里我们可以写很多很多的事情。亚历山大的字本来写得很漂亮，他在一张信纸上可以写下四张信纸的字数，而他的小字像最好的排印小字一样易读。可惜他视作贵重纪念物的这些信件已经失去了。政治警察一次到他住处搜查，把这些宝物抢了去。

我们的最初几封信大半是描写我的新环境的详细情形，不过我们的通信不久就有了一种更重大的性质。我的哥哥不耐写些琐碎的事。即使在社交中，他也只热心于从事严肃的讨论；如果他和那些只爱谈闲话的人在一起，那么，他便感到一种肉体的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便“头脑里感到一种钝痛”。他在智力发展上远远超过了我，他陆续不断地提出科学上和哲学上的新问题，向我指示应读什么书，研究什么，以督促我前进。有这样一个哥哥在我是多么大的幸福啊！——我的这个哥哥并且爱我至深。我的长进大部分皆是他给予我的。

有时候，他又劝我读诗。在他的来信中他还把他所能记忆的诗句甚至全篇的诗抄给我。他写道：“读诗罢，诗可以使人变得更好。”后来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曾体会到他的这句话是多么真实！不错，读诗罢，诗可以使人变得更好。他自己就是一个诗人，而且长于写最富于音乐性的诗；他后来把诗歌弃置了，我实在为之惋惜。六十年代初期，在俄国青年中产生的对于艺术的反动（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曾用了巴扎洛夫这人物把它具体表现出来），使他轻视他的诗作而埋头于自然科学中。然而我必须说明：我哥哥的诗才，他的对音乐极其敏感的耳朵，他的哲学气质使他特别喜欢一些诗人，而这些诗人一个也不是我所喜爱的。

他特别喜爱的俄国诗人是威涅维季诺夫；而我最喜欢涅克拉索夫，他的诗作中对“被践踏者与被虐待者”的同情最能打动我的心。

“每个人一生都应该具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哥哥有一次这样告诉我。“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目的，生活便不是生活。”他劝我选定一个生活的目标，使我生活得有价值。我当时还异常年轻，找不到一个目标；然而在他的劝告之下已经有一种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善的”东西在我心里觉醒起来了，虽然我还说不出那“善的”东西会是什么。

我们的父亲只给了我们很少的零用钱，我简直没有钱去买一本书；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哥哥从一位姑母那里得到了几个卢布，他决不肯随意花掉一个小钱，他总会买一本书寄给我。他不赞成不加选择地读书。他告诉我：“对于自己所要读的书，必须先针对它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当时并不以这话为然；如今想起当时所读的各种的书（大多是十分专门的书，尤其是历史书）数目之多我不胜惊异。我不曾在法国小说上浪费时间，因为亚历山大在几年以前就用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评语给它们定了性：“它们是愚蠢的，而且充满了下流话。”

自然，我们的通信的主要题目就是那些关于我们的宇宙概念的大问题。所谓宇宙概念即是德国人所说的“世界观”。我们在幼年时代就不曾信过宗教。我们被领到教堂里去过；然而在一个小教区或乡村的俄国教堂内，人们的庄严态度所给予我的印象远过于弥撒本身。我在教堂内听到的一切中只有两样感动过我：一是在俄国耶稣受难日的前夕，晚祷中诵读的《福音书》里关于基督受难的十二段；一是在四旬斋中诵读的谴责那种称王称霸的势派的短短的祈祷文，它的朴质平常的语句和感情实在是很美丽的。普希金曾把它翻译成俄文诗。

较后在圣彼得堡时，我曾几次去过一所罗马天主教教堂，然而我在那里看到的演戏一般的，缺乏真情实感的仪式使我生厌，而当我在那里看见一个退伍的波兰兵士或一个农妇在远远的角落里带着何等的虔诚祷告时，这种仪式就更令人厌恶了。我也去过新教的教堂；可是我一走出那儿便不由得低诵起歌德的诗句来：——

你永远无法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

除非这连系出自你自己的内心。

同时，亚历山大又以平日的那种热情皈依了路德派，他读了米歇莱论塞尔维特的书，而且按这位伟大的战士的思想，他自己创造了一种宗教。他热心研究奥格斯堡声明，他还把它抄录下来寄给我。这时候，我们的信里充满了关于神恩的讨论和使徒保罗与雅各的言论的摘录。在这方面，我也随着我的哥哥，可是神学的讨论并不曾引起我的深的兴趣。自从我患伤寒症治好以后，我所读的书便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海伦姊姊这时已经出嫁了，她住在圣彼得堡；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便去看她。她的丈夫有很好的藏书，其中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以及近代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都相当完备，我便热心读着这些藏书。这样的书在俄国是被禁止的，我当然不能够把它们带到学校里去；所以我每个星期六晚上总要花费大部分时间去读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著作，伏尔泰的哲学辞典，斯多噶学派，尤其是马可·奥勒利乌斯的著述等等。宇宙之广大无边，大自然之伟大，它的诗意，它的永远搏动的生命，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愈来愈深。那无穷的生命及其和谐，使我享受到了一般青年心灵所渴望的忘我的赞叹，而我所爱好的诗人又用诗句为我表现出对于人类之觉醒的爱以及对于人类的进步之信仰，这种爱和信仰成为青春的弥足珍贵的一部分，给人留下了毕生不忘的印象。

亚历山大这时渐渐走向康德派的不可知论，“认识之相对性”，“对时间与空间之认识，以及只是对时间之认识”这类词句充满了我们一页页的信笺，信中的字愈写愈小，而所讨论的问题却是愈来愈重大。然而不管此时或以后我们费了多少小时讨论康德哲学，我的哥哥总不能使我变为这位哥尼斯堡哲学家的一个弟子。

自然科学，即数学、物理学、天文学，都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在1858年，即在达尔文还不曾发行他的不朽的大著之时，莫斯科大学的动物学教授鲁利叶发表了他的关于物种演变的三篇讲演，我的哥哥马上就赞成他的变种说。然而亚历山大并不能仅以近似的证据为满意，他便开始读起许多论述遗传一类的专书来；在他的来信里他把主要的事实以及他的想法与他的疑惑一并告诉了我。《物种起源》的出版也不能解决他的关于某几个特殊之点的疑惑，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推动他再去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后来又讨论（这样的讨论继续了多年）关于变种之起源以及变种的传递与加强的可能性；总之，最近在魏斯曼与斯宾塞之争论中，在高尔登的研究中，在近代新拉马克派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都讨论到了。亚历山大由于他的哲学的和批判的头脑立刻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对于种的变异的根本意义，哪怕许多博物学家对此往往忽略过去。

我还应该讲一讲我短时间涉足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经过。在1858年与1859年中，俄国人都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有关自由贸易与保护性关税之讲演引起了群众的注意。我的哥哥当时尚未专心致力于变种说的研究，对于经济问题一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让·巴布提斯·萨伊的《经济学》寄给我。我只读了几章：税则与银行经营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然而亚历山大对于这些问题非常热心，他甚至写信给我们的继母，想引起她对于关税的种种奥妙的兴味。后来，在西伯利亚，我们重读那时通信中的几封，一封信里他抱怨继母太浅薄，连这些燃眉的问题也不能触动她。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卖菜人，因为“你能相信吗：他虽然是一个买卖人，却打定主意对关税问题漠不关心！”对此他气愤填膺（他写这句话，用了一些惊叹号）。当我们重读这封信的时候，两个人笑得像小孩子一般。

每年夏天，总有半数的侍从被带到彼得荷夫的野营地去。不过低级生不必加入这种野营生活。我入校后的最初两个夏季是在尼可尔斯奎度过的。离开学校，搭车到莫斯科，在那里和我的哥哥会面：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前景，我往往扳着指头计算离那吉日良辰还有多少日子。然而有一年，我到了莫斯科，却遭到一个大大的失望。亚历山大在测验时落了第，要留级一年。事实上他的年纪太轻，还不够进特别级；尽管如此，我们的父亲却对他很恼怒，不允许我们弟兄两人会面。我很难过。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彼此间有不少的话须得交谈。我要求父亲允许我到苏里马舅母家去，在那里，我可以设法和亚历山大会面，然而父亲绝对不答应。自从我们的父亲续弦以后，他就不许我们到母系亲戚的家里去。

那一年春天，我们的莫斯科府邸里有不少客人。每晚接待室里总是灯烛辉煌，乐队奏着乐，做点心的厨子忙着在做冰和点心，大厅里客人打纸牌直到深夜。我无目的地在灯火交辉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心里很难受。

一天晚上，在十点钟以后，一个仆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到门厅去。我去了。那个老管事佛洛尔对我低声说：“到马车夫的房里去。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在那里。

我连忙跑过天井，跑上通到马车夫的房子的石阶，进了一间宽大的半黑的屋子，在那里，在仆人们的大的餐桌旁边，我看见了哥哥亚历山大。

“沙夏，亲爱的，你怎样来的？”我们立刻投入彼此的怀里，拥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别出声，别出声！他们会听见你们的谈话的”，那个给仆人做饭的厨娘布拉斯可维亚用她的围裙拭去她的眼泪，一面说：“两个可怜的孤儿！要是你们的妈妈在世上——”

老佛洛尔站在一旁，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的眼睛也是泪光莹莹。

“小彼得，听我说，跟谁也别泄漏一个字”，他这样说；布拉斯可维亚放了满满一瓦罐粥在桌上，给亚历山大吃。

亚历山大身体很强壮，穿着军官学校学生制服，他一面飞快地喝光了粥，一面畅谈着各种事情。我简直插不进口，让他告诉我怎样在这深夜到这里来的。我们家当时住在斯摩棱斯基大街附近，距我们的母亲死于其中的住宅只有一箭之遥，而军官学校却是在和我们住地正相反的莫斯科郊外，整整有五英里的路。

他把被单做成人形，放在床上，用绒毯盖着；然后他走到塔上，从一扇窗户爬下来，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外面一直步行到我们家里。

“你在夜里不害怕你们学校周围的那些僻静的田野吗？”我问他道。

“怕什么？有好多狗追我；是我自己逗它们玩儿。明天我要把军刀挂在身边。”

马车夫和其他的佣人们时进时出；他们望着我们叹息几声，在远处靠墙壁坐下，低声地交谈着，免得影响我们。而我们两人互相搂着坐在那里一直坐到半夜，谈着星云与拉普拉斯的假设，物质之结构，以及在卜尼法斯八世治下教廷与皇权的斗争等等。

时时有一个仆人匆忙地跑进来，说：“小彼得，快到大厅去露下脸，他们也许会问起你。”

我请求哥哥第二天晚上不要再来；然而他来了，路上曾和野狗有过一些冲突，这一次，他带得有军刀防身。这一晚上较前一夜为早，仆人来叫我到马车夫的屋子里去。这一次，哥哥坐了一节路的马车。前一晚上，一个仆人把他从打牌的客人手里得的赏钱送给哥哥。哥哥只收了可以雇一部马车的小钱。所以这晚上他来得比上次早一点。

他本想下一个晚上还来的，然而由于某种原因，这件事对于佣人们有危险，所以我们决定等到秋天再见面。他第二天送了一张短短的公文笺来，告诉我他的黑夜出逃没有人知道。如果这事被发觉了，他不知道要受何等可怕的惩罚！想起来都叫人后怕：在全校学生的面前受笞刑，直到被打得人事不省，才把他安放在一张被单上抬出去，随后发配到士兵子弟营。那年头，什么都是可能的。

如果这事传到父亲的耳里，仆人们也会受同样可怕的刑罚；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守秘密，决不彼此出卖。他们全都知道亚历山大私自回家的事，可是没有一个人向我们家里的人泄漏过一个字。全家只有我和仆人们知道。

这一年，我还首次开始研究平民生活。这小小的工作使我和我们的农民更接近一步，使我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他们。后来我在西伯利亚时这项工作对我也有极大的帮助。

每年7月，到了“喀山的圣母节”（这是我们的教堂的节日）那一天，在尼可尔斯奎要举办一个很大的集市。各种小商贩从四邻的城镇赶来，我们的村子周围三十英里内的农民群集在这里。村子在这一两天内热闹非凡。这一年，斯拉夫派文人阿克沙科夫出版了一本书，对南俄乡村市集作了出色的描绘，我的哥哥当时正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狂热到了顶峰的时刻，他劝我对我们的集市作一番统计，以决定从外面运来与卖出的货物的数量与价值。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而且真的成功了，使我大为惊讶。据我现在看来，我的估计并不见得比统计书里许多同样的估计更不可靠。

我们的集市不过继续了二十四五个钟点。在节日的前夕，那一块预备做集市的大广场就已经非常热闹了。长排的货摊迅速地建造起来，留作卖棉布、缎带以及农妇的各种服饰之用。一所饭店是坚固的石造建筑，里面摆着桌子、椅子和长凳，地板上铺了黄沙。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建起了三家酒店，新砍下的条帚草缚在长竿上，高高耸立，招引着远方来的农民。一排排售卖陶器、靴子、石器、姜糖饼以及一切小物件的小货摊，好像由魔术家用法术变出来似的出现了。在集市的一个特别的角落掘了几个地洞，安放着几口大锅，里面煮了几斗小米和荞麦与一只全羊，做成热的粥和肉汤，供给几千个游客吃喝。午后，通集市的四条路都被数百辆农家马车塞满了。牲畜、谷物、陶器、整桶的柏油都在沿途陈列着。

节日前夕，在我们的教堂里举行的晚祷是非常隆重的。从邻村来的六个牧师和助祭参与这个典礼，他们的唱诗班得着一帮青年商人加入帮助，便唱出只有在路加主教的教堂里才能听得到的合唱。教堂里十分拥挤；所有的人都在热心祈祷。商人们彼此要在圣像面前点的蜡烛的多寡与大小上比个高下。他们把这些蜡烛献给本地的圣徒，希望保佑他们买卖兴隆。先到教堂来的人多得使后来者无法挤到祭坛前面；各样的蜡烛（粗的、细的、黄的、白的，视献烛者之贫富而定）从后面人丛中一手一手地递到祭坛前，只听见人们低声说：“这献给我们的守护神，喀山的圣母”；“这献给尼可拉”；“这献给弗诺耳和洛尔”（这是两位马神——献烛的人一定有马出卖）；或者单说“献给圣徒”，并不特别指定哪位圣徒。

晚祷完毕以后，“前市”就马上开始了，这时候，我不得不专心投入我的调查工作，拉着几百个人问他们带来的货物值多少。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使我大为惊异。自然也有人问我：“你干这个做什么？”“是替老亲王做的吗？他是不是想增加集市税？”然而一经向他们保证“老亲王”不知道，而且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他会认为干这行当丢人），众人的疑虑便马上消失了。我不久就知道对他们怎样发问才合适；我和几个商人在饭店里喝了五六杯茶之后，事情就进行得非常顺利了。（天哪，要是我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那还得了！）尼可尔斯奎村长华西里·伊凡诺夫对我的工作颇感兴趣；他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有着一副优美而聪明的面容和丝一般的美髯。他说：“好，如果你是拿这个来进行研究，那么去做罢；你过后得把你的调查所得告诉我们。”——这就是他的结论。他又向别人说这是“好事”。尼可尔斯奎附近几里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而且全集市的人不久也都传话说：农民们告诉我所要知道的事，不会吃什么亏。

总之，“进口货”是很容易估计的。然而第二天，关于“出口货”的统计就有些困难了，尤其是贩卖布匹的商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共卖出了多少货物。过节的这一天，大群的农家少妇真的把各家店铺围困住了；她们每人卖出了自己手织的麻布以后，都去买一些给自己缝衣服用的印花布，一条自己用的鲜亮的包头帕，和一方给她丈夫用的彩色手帕；或者还买一些花边，一两根缎带，以及送给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小孩们的小礼物。至于那些出售陶器、姜糖饼、牲畜、苎麻等等的农人，尤其是那班老太婆，他们马上就可以说出卖出的东西的数目，“婆婆，生意好吗？”我这样问。“孩子，如果再要抱怨，上帝都要发怒啦！几乎全都卖光了。”他们的小的数目加起来，在我的记事册中竟变成了数万卢布的巨款。只有一点决定不了。集市里有一大片地，是留给数百个农妇在阳光下向游人兜售自织的麻布（有的非常精美）。好几十个有着吉普赛人面容和看来心狠手辣的顾客在她们丛中穿来穿去，买她们的麻布。这些买卖只能估计个大概。

我当时对于我的这番新经验，没有去细想它，我只是高兴我不曾失败就是了。然而我在这几天中所见着的俄国农民的真正的见识和健全的判断，给了我一个持久的印象。后来我们在农民中间宣传社会主义的原理时，我不禁惊奇，为什么我的某几个朋友虽然似乎比我受过更多民主的教育，却不知道怎样和农民或出身田舍的工厂工人谈话。他们想模仿“农民的谈吐”，加了一大堆所谓“俗语”在他们的谈话里，这反而使农民更听不懂了。

无论向农民谈话或者写文章给他们读，“俗语”之类的东西是完全用不着的。大俄罗斯的农民完全懂得受过教育的人的谈话，不过话里不可混杂外国字。农民所不懂的乃是不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的抽象的观念。如果你明白易懂地向农民说话，首先用具体的事实，那么他们没有不明白的——不但俄国农民如是，其他各国的农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相信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它们的通则都是可以传授给一个一般资质的人，只要是传授者自己具体地了解这科学。说到受过教育与未受教育两种人的主要区别，我的经验是未受教育的人跟不上从一个结论引发出另一个结论的连锁作用。他明白了第一个结论，也许还明白了第二个，然而如果他不知道你最后要说些什么，那末，到了第三个结论，他便烦了。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人，你不也常遇着这样的困难吗？

我少年时从这种工作中还得到一个到后来才能表述出来的印象，说出来也许会使许多读者们惊奇。这就是平等精神，这种精神在俄国农民中间非常发达，而且我相信在全世界农村居民中也是很发达的。俄国农民对于地主和警官可以异常奴性地服从；他会卑躬屈节地服从他们的意志；然而他并不以为他们和自己比是优等人。如果在表示顺从以后同一个地主或警官和同一个农民谈起干草或鸭子来，那时候，那个农民便以彼此是平等的人的态度和他们说话。至于下级官吏对于上司，仆人对于主人的那种成了第二天性的奴隶根性，我从来不曾在俄国农民中间见过。农民极易屈从于暴力，但是并不崇拜暴力。

这年夏天，我从尼可尔斯奎回到莫斯科，旅行的方式是新的。当时在卡路加与莫斯科之间还没有铁路；有一个名叫布克的人开设了一家马车行，有几辆马车行驶于这两个城市之间。我家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坐这种马车旅行；我们有自己的马，自己的车子。然而父亲因为免得继母旅行两次，便半开玩笑地让我一个人坐布克的马车回莫斯科，我高兴地答应了。

一个年老而胖大的商人妻子和我两人坐在车中后方的座位上，前方的座位里坐着一个小商人或者工匠——这辆马车的乘客就尽于此了。我发现这次旅行很愉快——首先是因为我一个人旅行（我还没有到十六岁）；其次，因为那位老太太带了一大筐食物供3日旅行之用，一路上她拿了各种家常美味来款待我。沿途的景物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一天晚上的情景至今还活泼地印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那晚到了一个大村镇，在一家客店门前停了车。那位老太太叫了一个茶炊独饮，我信步到街上闲走。一家只卖各种食物不卖酒的小饭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了进去。一些农民围着几张铺了白桌布的小桌子坐着喝茶。我也学他们那样做。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事物对于我都是新奇的。这是一个“御领农民”即非农奴的农民的村子；这种农民兼营着家庭工业，自织麻布，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比较富裕。那些桌上的人都在进行迟缓而郑重的谈话，偶尔夹杂着笑声；经过了通常的开场白式问答之后，我不久便和十二个农民谈起邻近的庄稼来，并且回答了他们的各种询问。他们想知道圣彼得堡的一切事情，尤其关心那些说是快要实现农奴解放的谣言。

这一晚上在这个客店里，一种纯朴、因平等而产生的自然的关系的感情，一种真挚的善意的感情传遍我的全身。自此以后，我每在农民中间，在他们家里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感情。这一夜并没有什么非常事变，所以我甚至自问道，这件事是否值得一提；然而温暖的黑夜，乡村中的客店，和农民的那次谈话，以及他们对于那些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隔得很远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之深切的关心——这一切使得一家寒碜的客店从此以后比世界上最好的饭店更能吸引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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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学校的骚动时代——皇太后的葬礼——一件意外的事——侍从学校中高年级的功课——研究自然科学——课余的娱乐——意大利歌剧在圣彼得堡流行

我们的学校生活中的骚动时代如今来到了。当初柔拉多被免职的时候，他的位置由校内长官里面的一位B上尉升任。B上尉脾气不错，不过他不知怎的认为我们学生对他的尊重与他现在所处的高位不相称，因此他竭力设法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畏惧。他起初是和高级学生争吵各种小事，而更糟的是他企图消灭我们的“自由”，这些“自由”的起源久远，早已无人记得。它们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它们。

其结果是学校内爆发了公然的叛逆运动，达数日之久。后来学校当局用集体处罚，并且开除了我们喜爱的两个侍从，才将运动镇压下去。

随后，B上尉开始闯入我们的课室。每天早晨在上课以前，我们照例要在课堂里花一小时预备功课。在那里，我们被认为是在教师的监督之下，因而很高兴地如此摆脱了我们那些军事长官的羁绊。对他的闯入我们十分气恼。有一天，我便高声吐露出我的不满，向B上尉说，这地方是本班的督导出入之所，他不应该来。为了这一次的直言，我被关了几个星期禁闭。要不是督导、副督导、以至我们的老校长都认为我不过是高声说出了连他自己也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也许早就被开除了。

这一事变刚刚收场，皇太后（尼古拉一世的遗孀）逝世的消息又马上打断了我们的课程。

加了冕的皇室的葬礼照例是要安排得能给民众一个深的印象。你得承认：这一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皇太后死在皇村，她的遗体被运到了圣彼得堡。各皇族，各大臣，成千上万的官吏和团体跟随着皇太后的遗体，还有僧侣和唱诗班在前面做先导，从圣彼得堡火车站经过各大街进了要塞，她的遗体要在那里停几个星期让人民参拜。十万禁卫军沿街列队，几千个穿着最华丽的制服的人在灵柩车的前后左右走着，排成了庄严的行列。各重要的十字路口都有人唱着祷歌；教堂钟楼上的钟声，无数唱诗班的歌声以及军乐队的音乐，这一切响成了一片，极其动人，为的是使人相信这广大群众真是在悲悼皇太后的逝世。

当皇太后的遗体停在要塞中的大教堂里的时候，侍从们和其他宫廷执事等都应该在四周日夜守灵。灵柩放在高的石坛上，有三个宫廷侍从和三个宫廷侍女在近旁站着；另外还有二十多个侍从排列在坛上，每天两班轮流，皇帝领他的全家来致祭的时候，人们便在这坛上唱着祷歌。因此每星期我们校内的学生差不多总有半数要轮流被领到要塞里去，就住在那里。我们每隔两点钟换班一次。白日里倒不困难；然而当我们不得不在夜里起床，穿上我们的宫廷制服，走过要塞里那些黑暗而阴森的内院，一路上听着要塞中凄惨的钟鸣，走向大教堂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幽闭在这号称为“俄国的巴士底”的要塞中某一些地方的囚人们，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加入到他们中间去？”我这样想。在这次葬礼中也曾发生过一个事件，而且几乎引发出严重的后果。在大教堂的圆顶下面，当时立了一个华盖来罩着灵柩。华盖上放了一顶极大的镀金皇冠，皇冠之下挂着一道貂皮里子的紫色的巨大幔帐，幔帐系在四根支持着大教堂圆顶的大方柱上。这看起来堂皇之至。但我们孩子不久就发觉皇冠是用贴金的厚纸板和木料做成的，而天鹅绒的幔帐，只有下面的一部分才真是天鹅绒，以上的全是红棉布，而貂皮里子也只是棉绒或天鹅绒毛，再把松鼠的黑尾缝些进去罢了；至于那些用黑纱罩着的表示俄国的纹章的盾，也不过是些厚纸板而已。可惜，我们的这个大发现是不会为那些特许在夜间某几个时辰走近灵柩的人群所注意，他们只可以匆忙地吻那盖着灵柩的金色锦缎便走过去，没有时间来仔细考究棉绒的假貂皮和纸板的假盾；皇室所希望的那种戏剧化的效果居然就这样便宜地得到了。

在俄国，唱祷歌的时候所有到场的人都要手捧着点燃的蜡烛，在读毕特定的祷告文以后便把烛火弄灭，皇族也是如此。有一天康士坦丁大公的幼子看见别人把蜡烛倒过来就把火弄灭了，他也学着这样做。他背后的挂在盾上的黑纱着了火。霎时间纱和盾便燃烧起来。一条大的火舌沿着假貂皮幔帐的厚褶边烧上去。

仪式马上停止。人人惊愕地望着火舌，火舌愈伸高，离那纸板做的假皇冠和那支持着整个结构的木料愈近了。燃烧的碎片开始落下来，几乎烧着了在场的贵妇们的黑面纱。

亚历山大二世在最初的几秒钟慌了神，但马上就镇静了，沉着地说道：“快把灵柩移开。”宫廷侍从们立刻用金色锦缎包着灵柩，我们大家便上前去抬灵柩；然而这时那条大火舌已经分裂成了许多小舌，那些小舌现在只是慢慢地吞着棉布的纤毛。它们越伸上去便遇着幔帐上部更多的尘埃与煤灰，于是渐渐地在厚褶中熄灭了。

我如今记不起当时我最注意看的是那渐渐往上爬的火焰呢，还是那三个站在灵柩旁边的宫廷女侍的窈窕的雍容华贵的身躯？她们的丧服的长裾曳在通高坛的阶梯上面，她们的黑花边的面纱披在两肩。三个人真是一动也不动：活像三座美丽的雕像。只有在其中的一个，加玛丽亚小姐的黑眼睛里，一眶眼泪闪耀着好似许多颗明珠。她是南俄的姑娘，在宫廷女侍中她是唯一的真正的美人。

这时候，学校内的情形非常混乱。功课被打断了；从要塞中回来的学生都暂住在临时宿舍里，没有一点事做，终日只是嬉戏。有一天，我们弄开了房里的一个贮藏教授博物学时用的各种动物标本的橱柜。标本的正当用处本来是如此；然而事实上从来没有让我们看过一眼。如今我们弄开了橱柜，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用处。我们先用其中的一具人体的头颅骨做成一个鬼的样子，预备在夜里来惊吓别的同学和长官。至于动物标本，我们把它们安排得非常可笑：猴子骑在狮子的背上，羊和豹在一起游戏，长颈鹿与象一同跳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最糟的是几天以后，那位到圣彼得堡参与皇太后葬礼的普鲁士皇子（我想就是后来做腓特力大帝的那一位）来参观我们的学校，凡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的一切，校长都指点给他看了。校长没有忘记夸耀校中完备的教育设施；他还把客人带到那个倒霉的橱柜面前。那位德国皇子看了一眼我们的动物分类法，便拉长了脸急急地转身走了。老校长看来吓坏了，失掉了说话的能力，只是不住地用手指着几只海燕，这是放在橱柜旁边墙上的几个玻璃盒里面的。皇子的随员只是飞快地对使得老校长十分难堪的动物分类法睃了两眼，极力装出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而我们这班可恶的孩子都做出各种怪脸，以免笑出声来。

俄国青年的学生时代是和西欧青年的学生时代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便不得不详细地讲一讲我的学校生活了。通常俄国青年还在中学或陆军学校的时期，就已关心到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问题。诚然，侍从学校在所有学校中是最不适宜于这种发展的；但是在这普遍觉醒的时代，更开放的思想甚至也侵入了我们中间，把其中有些人吸引去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活跃于使教员出丑以及其他各种的胡闹。

我在第四级的时候，靠了在课堂里的笔记的帮助（我知道大学学生是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自己又读了一点书，对于历史这门课产生了兴趣；我写成了一部供自己用的初期中古史的讲义。在第二年，教皇波尼非斯八世与皇权的斗争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这时候，我就有了一种野心，想进皇家图书馆里去看书，对这个大斗争做一番彻底的研究。这和图书馆的章程违反，因为照章是不许中学程度的学生进入的；然而我们的好先生柏克却设法排除了障碍，终于有一天，我被允许登上这一殿堂，坐在里面陈设着的红天鹅绒的沙发上，占了一张阅览人用的小桌子。

我不久就从各种教科书以及几本学校图书室的书出发追本溯源了。我并不懂拉丁文，然而我却在古条顿文和古法文中找到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我从《编年史》所用的古法文的古怪的结构以及它的丰富表现力中获得了异常巨大的美学的满足。一个完全新的社会结构和一个关系错杂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从那时起，我就懂得原始历史资料要比那些按照近代看法加以概述的著作珍贵得多得多；在那些著作中，现代政治乃至仅仅是通行程式的偏见被用来代替那一时代真实的生活。在推动一个人的智力发展上，某些独立的研究远胜于其他的一切，而我的这些研究对于我后来有很大的帮助。

不幸，当我升入第二级（离毕业还有一级）的时候便不得不放弃了此等研究。侍从们在最后两年中差不多要习完别的陆军学校在三年的特别级中讲授的各门功课，因此我们在学校中的功课很繁重。自然科学、数学、军事学必然地排斥了历史。

在第二级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认真研究物理学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师；这是一个喜欢调侃的聪明人。他讨厌死记硬背，他鼓励我们去思索，不叫我们去死记事实。他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家，他在数学的基础上教授物理学，同时又巧妙地说明物理学研究与物理仪器的主要原理。他对某一些问题是很有创见的，他的说明非常精彩，所以能够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历久不忘。

我们的物理学教科书并不坏（陆军学校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是当代第一流学者著的），可是已经有点陈旧了，我们的教师有他自己的教授法，开始把他的教案写成一种短短的提要——像备忘录一类的东西供我们用。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写出提要的任务竟然落在我肩上了，我们的教师以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态度，把这工作完全信托给我，他只不过读一遍清样。当我们讲到热、电、磁几章时，这几章得完全另写过，我这样做了，因此写成了一部几乎全新的物理学教科书，印成供本校讲授之用。

在第二级里我们还开始学习化学，化学教师也是第一流的——他酷爱化学，本人作过有价值的、独创的研究。1859至1861年正是全世界普遍恢复爱好精密科学的年代。格罗夫、克劳修司、焦尔和塞甘证明热与一切物理的力不过是运动的不同方式；亥姆霍兹在那时候开始了他的划时代的声学研究；丁铎尔在他的通俗讲演中使人们可以说接触到了原子和分子。热拉尔和阿伏伽德罗发现了元素取代的原理；门捷列夫、罗塔·迈尔和纽兰诸人发现了元素的周期律。达尔文发表了他的大著《物种起源》，引起了生物学中的革命；而卡尔·沃黑特与莫勒斯霍特，追随于克劳德·贝尔纳之后奠定了生理学中真正心理学之基础。这是科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那驱使人心走向自然科学的大潮流不可抗拒。一些名著当时都被译成俄文出版了。我不久就明白一个人无论后来要研究什么，其基础的一部分总应该是彻底地了解自然科学，并熟习其方法：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们五六个同学在一起拼凑了一个自己用的实验室。我们用了席托克哈特在他的出色的教科书中所介绍给初学者用的那些简单的基本器械，在我们的两个同学查塞茨基弟兄的家里一间小小的寝室内建成了我们的实验室。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告老的海军将领；他很高兴看见他的儿子从事这样有益的研究，因此并不反对我们几个人在星期日和假期内聚会在他的书斋旁边的那间小屋里。我们用席托克哈特的教科书做指南，开始有系统地作一切实验。我还应该说，有一次我们几乎把房屋烧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我们使所有的房间里都布满了氯气和类似的有毒气体。然而当我们在午饭时把这冒险的事情说给老将军听，他泰然不以为意，还告诉我们，从前他和他的同学们在从事配制五味酒这件远为无益的事时也几乎把房屋烧着了。他们的母亲在一阵咳嗽中只是说：“自然，如果你们要学会对付这样恶臭的东西时必须这样做的话，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晚饭以后，她通常总是坐下来弹钢琴直到夜深，我们便不断唱着歌剧中两人合唱、三人合唱以及歌剧中的合唱。有时我们取出一本意大利或俄国歌剧的乐谱从头唱到尾——连同剧中念白部分在内。那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做了歌剧的首席女演员，我们大家充当其余各种脚色，有的颇为成功，但大多不如首席演唱得好。化学和音乐就这样地携手并进。

高等数学也占去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我们中间有四、五个人已经决定不去加入禁卫军团队，因为在那里所有的时间都得用在军事操练与阅兵式上面；我们的意思是毕业后进一所军事学院——或入炮兵学院或入工兵学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学好高等几何学，微分与积分的初步。我们便自费请教员课外教授这几门功课。同时在数理地理这一门功课里，天文学的初步已开始讲授了。我这时又常读天文学的书籍，尤以最后一学年中所读的为多。宇宙之无穷无尽的生命（我把它视作生命与进化）成了我的更高一级的诗意之永不枯竭的泉源，而且人与大自然（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之合一的意识（即自然之诗）也逐渐成了我的人生哲学了。

如果我们学校内的功课只限于我所叙述的那几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还不得不学习人文科学如历史、法律（即俄国法典概要）、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要（包括一门比较统计学）。我们还必须精通军事学的几门繁重课程，如战术、战史（1812年及1815年的战争的详情）、炮术与野战筑城术等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种教育，我以为除了军事学的各门功课（如果用精密科学之更深入的研究来代替这几门功课倒更为有益）外，我们学校所讲授的多种科目并不超出普通青年的能力之上。靠了在低年级里学得的初等数学与物理学的知识，我们差不多都能学深学透所有这些科目。有几门功课却是我们大部分同学所不注意的，尤其是法律，还有近代史，不幸教近代史的教师是一位老朽，学校当局之所以保留他的位置，全为着好付给他足额的养老金。此外，我们还略有选择我们最爱好的学科的余地，在自己选定的学科里，我们要受严格的测验，至于其余的课程，对待我们就较为宽松。然而这个学校之所以比较成功，大半是因为教课能做到尽可能具体。我们刚刚从书本上学到初等几何学，便在野外用量地链尺和标柱，其次又用测角器、罗盘针、测量器来复习。在这样具体的训练之后，初等天文学对于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而测量本身又是无穷尽的乐趣之源泉。

这同样具体的教授法也用于筑城术。譬如在冬天，我们从事解决下面的问题：给你一千人，限你在两个星期内建筑一座最强固的城堡以保护退兵所通过的桥梁。教师一一批评我们的设计，我们也很热烈地和他讨论。在夏天，我们便在野外应用我们的这些知识。全靠着这些具体的实际练习，我们大部分学生才能在十七八岁时就极其容易地学深学透这么多种学科。

尽管如此，我们还有足够的娱乐时间。我们最快活的时候就是测验完毕和从野营归来，因为测验完毕要放三四星期的假，才去野营，而从野营归来，又要放三个星期的假才开始上课。我们少数几个当时留在校中的学生在假期内可以自由出外，学校照常供给膳宿。我有时在图书室里用功，有时又去艾米尔塔什美术馆把每一派的名画逐一分别研究；或者去参观各家皇家工厂，如纸牌、棉布、铁、陶器、瓷器、玻璃等等的制造厂，都是任人参观的。有时，我们泛舟涅瓦河上，就在河中度过一个整夜；有时又在芬兰湾内和渔夫们在一起——在一个忧郁的北国的夜里，落日的霞晖和黎明的曙光相接；就在半夜时分，人还可以在露天读书。所有这一切的娱乐，我们都有充分的时间享受。

自从参观了各工厂以后，我就喜欢起那强有力的完美的机械。看了那巨大的铁掌怎样从棚屋中伸出来把浮在涅瓦河水上的木材抓住一根，拖过来放到锯子下面，锯成了几块木板；或者看着一根烧红的大铁条怎样通过两个滚筒之间，出来变成了一条铁轨，那时候，我就懂得机械之诗了。在我们现在的工厂里，机械作工能致工人的死命，因为工人变成了某一机械的终身的奴隶，仅仅是奴隶。但这是组织不善的结果，与机械本身无关。不管是用手工作，用简单的器具工作，或是用机械工作，工作过度与永久的单调都一样是有害的。不过除此之外，我充分了解：一个人能够从意识到他的机械的力量，机械在操作中的灵性，机械动作的优美，机械制造之完备中得到多大的乐趣。威廉·莫里斯对于机械的憎恨只是证明他的伟大的诗才中缺乏机械的力量与优美之概念。

在我的智力发展中，音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从音乐得来的欢乐与热情比从诗中得来的还要多。在当时几乎没有俄国的歌剧。不过意大利歌剧在圣彼得堡却是非常流行，剧团里有一些第一流的演员。歌剧女主角包西娥患病时，数千人群（其中以青年为多）聚集在她的旅馆门前直到深夜，探听她的消息。她并不是美人，然而她歌唱时却变得如此之美，以致疯狂地爱上她的青年竟数以百计。她死后葬礼之隆重也是圣彼得堡从来没有过的。“全圣彼得堡的人”当时分成两派：一派赞赏意大利歌剧；一派赞赏法国舞台剧。法国舞台剧甚至在当时已露出几年以后传染到全欧的颓废的奥芬巴赫潮流的苗头了。

我们这一级的学生也分为两派，我是属于前一派的。我们不被允许买前厅和花楼的票，而意大利歌剧院里所有包厢座常常在几个月以前就被人预订去了，并且只在某些家族中间转手，就和遗产一样。然而在星期六晚上，我们可以到高屋花厅楼道里，在和土耳其蒸气浴一般的空气中站着。为了隐藏我们的惹人注目的制服，我们把外面穿的有毛皮领子絮有棉花的黑色大衣扣得死紧，尽管空气是那样闷热，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曾因此而得肺炎，这也是一件怪事。特别因为我们时常在狂热地欢呼我们所喜爱的歌唱家之后，带着过高的热度出来，站在戏院门口，再看一眼那些我们崇拜的艺术家，向他们欢呼。在那些年代，说也奇怪，意大利歌剧与激进派运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威廉·退尔》与《清教徒》两剧中的革命的吟诵调总是得着狂热的掌声和喝彩声，它们直刺亚历山大二世的心窝；而在第六层楼座中，在歌剧院的吸烟室内，在戏院门前，圣彼得堡的青年的精英合起来对那崇高的艺术作共同的理想主义的礼拜。这一切像是儿戏；然而这种对我们所喜爱的艺术家的崇拜在我们的心中燃起许多高尚的思想和纯洁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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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荷夫的野营生活——皇帝指挥下的大演习——实际教学法——革命思想之传播——农奴解放——农奴解放之意义与结果

每年夏季，我们都要到彼得荷夫去过野营生活，同去的还有圣彼得堡区的其他陆军学校。就大体而论，我们的生活是很愉快的，无疑对于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我们睡在宽大的帐篷内，在海里洗澡，这六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户外运动上。

在陆军学校里，野营生活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军事操练，我们对此都非常讨厌。不过有时候他们叫我们参加演习，这减去不少平常操练的沉闷。有一夜，我们已经上床，亚历山大二世忽然命令敲起紧急集合的钟来，全营的学生都被惊起了。几分钟以后，全营都活动开了，——数千名学生齐集在各校的旗帜下，炮兵学校的大炮怒吼着，惊破了静夜的沉寂。彼得荷夫的所有军队都骑马向我们的野营疾驰而来。可是由于某一误会，皇帝却没有马骑；传令官四处去给皇帝找马，然而一匹也没有，并且亚历山大二世不是一个善于骑马的人，他只肯骑自己的马。他很生气，随意发泄他的怒气。当一个传令官向他报告他的马在别一个营里的时候，我听得他大声骂道：“蠢货，难道我就只有一匹马吗？”

渐浓的黑暗，枪炮的怒吼，骑兵的蹄声——这一切使我们这班少年非常兴奋；当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冲锋时，我们的纵队向他直冲过去。我们挨得紧紧的，枪刺向前，样子一定很吓人，因为我看见那位依然徒步的沙皇张皇地跳了三下给我们纵队让路。这时候我便明白一队在军乐与行军的激励下，排紧队伍向前进攻的纵队意味着什么了。我们全体崇拜的我们的沙皇，我们的司令官，就站在我们面前；而我觉得在行进中没有一个学生，一个侍从会向旁边移一步或停一停给沙皇让路。我们是在行进中的纵队，他只是一个障碍物，纵队会踏过他而前进。“他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路呢？”侍从们事后这样说。手执着枪的少年在这种情形下甚至比老兵还可怕。

第二年，我们参加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大操的时候，我略略窥见了战争的侧影。接连两天，我们不做别事，只是在一块二十英里光景的方阵地中进退着，一点也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们进退是为了什么目的。大炮时近时远地轰鸣；从山里和树林里传来了枪声；传令官不时骑马过来，传达前进或后退的命令；我们只管行军、行军、再行军，完全不知道这种运动和逆向运动有什么意义。大队的骑兵也走过这条路，使得一路上尘土飞扬。我们不得不在同一条路上进退各数次，直到最后，我们这纵队违反了一切纪律，变成一伙乌合之众的朝山进香客，不像军队了。只有那些执军旗的人还留在路上；所有其余的人都走散到路旁树林中去了。长官的命令与恳求都没有用。

突然从后面来了一声高叫：“沙皇来啦！沙皇！”长官们四处奔跑，恳求我们排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

沙皇果然到了，下令再退却一次。——“向后转！”号令发出了，长官们对我们低声说：“沙皇现在我们后面，请向后转。”然而我们这个营几乎没留意到这个命令，对沙皇驾临全不理会。幸而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军国主义的狂热信徒，他在说了几句话给我们打气之后，答应叫我们休息，接着他骑马飞奔而去了。

我那时才明白，军队的心理状态实足以左右战争；如果要求士兵作出非常的努力，单靠纪律是不行的。能不能按纪律要求使疲乏的军队作出绝大的努力，在限定的时间内赶到战场？这时纪律根本不起作用，只有热情与信心才能在这种时候使士兵们去做“不可能的事”，而要想战胜，必须不断地做出这种不可能的事。后来在西伯利亚，当我们在科学探险中也不能不做“不可能的事”的时候，不知有多少次我记起了这个实际的教训！

然而在野营时期，我们用在军事操练和演习上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地少。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测量与筑城的实地练习。在几次预备练习之后，教师给了我们一个反射罗盘针，对我们说：“去，绘出某某湖、某某路或某某公园的图，用罗盘针测量角度，用脚步计算距离。”一大清早，匆忙吞食了早餐之后，每个学生便塞了几片黑面包在军服的宽大口袋里，出去到好几英里路外公园里花上四五小时，用罗盘针和脚步计算，绘出了美丽的林荫路、溪流和湖泊的地图。这样的作业随后由教师拿来和正确的地图比较，结果给绘图的学生发奖：光学器械或是绘图器械，由学生自己选择。对我来说，这些测量实习乃是一种享受的深深的源泉。这种独立的工作，在数百年的古树下一人独处，在树林中悠闲自在地生活，以及对工作感到兴趣——这一切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的痕迹。如果说，我后来做了西伯利亚的探险家，而我的几个同学成了中亚细亚的探险家，这些测量实习为此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最后，上到第一级时，隔天便有四个同学组成一队被派到离野营地颇远的一些乡村里，靠测量桌和望远尺的帮助，作出几方里地的详细的测量。总参谋部的军官不时来核实他们的成果，向他们提供意见。这种在乡村农民中间的生活对于许多学生日后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发展好处大极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练习建造城堡的横截面（要和真的城堡的横截面一样大小）。一位军官把我们带到野外，在那里，我们应该建造一个棱堡或桥头的横截面，把板条和柱子钉在一起，恰像铁道工程师进行轨道的实物规划一样。当我们建造到炮眼和炮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仔细计算许久，求得各平面的坡度，经过这种工作之后，立体几何学便不再是难懂的了。

我们很高兴这种工作。后来有一次，在城里的花园里看到了一堆粘土和沙砾，我们便开始建造一个缩小若干倍的真正城堡，还有计算精确的直的和斜的炮眼与炮垛。一切都做得干净利落，我们这时的野心就是要得到几块木板来做安放大炮的炮座，而且把我们的课堂里的大炮的模型放在上面。

但是，啊！我们的裤子弄得难看死了。“你们在干些什么呀？”我们的上尉叫道，“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你们简直像些小工。（这正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万一大公来，看见你们这样子怎么办！”

我们把我们的城堡指点给他看，请他给我们些做炮台的木板和工具。

一切的抗辩都归无效。第二天，十二个工人就用大车把我们的精美的建筑拉走了，好像它只是一堆泥土！

我叙述这件事，为的是表明：儿童和青年多么渴望把他们在学校中所学到的抽象的理论拿来实地应用；而那辈教师却不知道他们在具体应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学生领会到所学的知识之真谛，反而极力加以阻挠，这又是何等地愚蠢。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切都是以训练我们从事战争为目的。我们本可以同样热心规划一条铁路，造一所木屋，耕一块田园。但是这种儿童和青年人对于脚踏实地干活的渴望都毫无着落，只是因为我们还拘守着学校代表中世纪的经院主义，学校是中世纪的寺院的这种观念！

1857年到1861年乃是俄国知识阶层发育壮大的年代。过去十年中，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巴枯宁、奥加辽夫、卡维林、陀思妥也夫斯基、格列哥洛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诸人为代表的俄国文学一代人在知心朋友之间秘密谈话中所说的悄悄话，如今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了。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十分严厉；然而那些不能在政治论文中公然说出的事却被人用小说、幽默小品或对西欧大事作指桑骂槐式的评论等体裁暗暗表现出来了，每个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真意。

我在圣彼得堡除了校中同学和亲属这些圈子外并无相识，因此我当时处于那些年头的激进运动之外——老实说，运动离我还远得很。然而那个运动却有力量侵入像我们侍从学校这样“（对当局）怀有善意”的学校里来，而且在我的莫斯科亲属中得到了响应——也许这就是它的特征罢。

那时每逢星期日和假期，我便到我的姑母家里去玩；这位姑母就是前面说过的米尔斯基王妃。米尔斯基亲王终日只想着盛馔佳肴，而他的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却过着非常愉快的生活。我的表姊生得十分俊俏，年纪不过十九岁，性情温婉可亲，差不多所有她的堂表弟兄都爱她爱到发狂的地步。她也爱其中一个堂兄，想嫁给他。然而堂兄妹结婚的事在俄国教会看来是一个大罪孽。那位老王妃竭力设法到教会的显贵僧侣那里去求一个特别的许可，但是也没有效果。因此她便把她的女儿带到圣彼得堡来，希望她可以在那许多为她倾倒的人中间选出一个比她的堂兄更适当的夫婿。我应该加一句：她这是白费心机。不过她们的时髦的客厅里每天总是挤满了禁卫军中和外交界里的有为的青年。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家可以和革命思想有什么关系；然而我第一次得和当时的革命文学接触却是在这个家庭里。那位伟大的亡命者赫尔岑在伦敦创刊的杂志《北极星》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传到了宫中，在圣彼得堡秘密流传极广。我的表姊设法得到了一份，我们一起朗读，习以为常。她的心反抗着横在她幸福途中的一切障碍，她的精神更易接受那位大著作家对于俄国贵族政治以及一切腐败的政治制度之有力的抨击。我常常带着一种近于崇拜的感情看那印在《北极星》封面上的五个人的高贵的头颅——这是在1825年12月14日起义失败后被尼古拉一世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人”——别斯吐热夫、加霍夫斯基、彼斯捷尔、芮列叶夫与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

赫尔岑的文体之优美（屠格涅夫说他是用血和泪写文章的，在俄国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写过），其思想之阔大以及他爱俄国之深切使我无限感动，我再三诵读，不忍释手，用全心灵去领会甚于用我的头脑。

在1859年或在1860年初，我创刊了我的第一份革命的报纸。在那时，我除了做立宪主义者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的报纸便主张俄国应该有一部宪法。我还抨击宫廷花钱花得莫名其妙，抨击在尼斯派驻一支舰队伺候皇太后（她死于1860年，她的葬礼我已在前一章中说过了）所花的巨额费用；我还记载了我时常听人说起的官吏的不法行为；我鼓吹立宪政治的必要性。我把我的报纸抄写了三份，偷偷放在三个高级同学的书桌里，我以为这三个同学对于公共事务一定有兴趣。我请求这三位读者把他们的意见写下来，放在图书室里那架苏格兰时钟的后面。

第二天，我怀着一颗悸动的心去看苏格兰钟的后面有没有留给我的东西。果然那里有了两张纸条。两个同学写道，他们对于我的报纸十分同情，但劝告我不要过于冒险。我又写成了第二期的报纸，言论较前更为激烈，坚决主张各方面有联合起来力争自由之必要。然而这一次钟后便无回答了。那两个同学却亲身来看我。

“我们相信报纸是你刊行的，所以想和你商量报纸的事，”他们说。“我们完全同意你，我们特地来向你说：‘我们做朋友罢。’你的报纸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使我们三个人联在一起了；可是此后便用不着继续出下去。全校不过还有两个同学关心这样的事，然而如果有人知道校内出现了这种报纸，其后果对于我们将是很可怕的。让我们来组成一个小团体，讨论种种问题；也许我们会灌输一点东西进另外几个同学的头脑里去。”

这一番话是很有见地的，我除了同意以外别无他话。我们三人真挚地握手，肯定了我们的团结。从那时起我们三人便成了深交，时常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事情。

废除农奴制度这个问题当时垄断了所有有思想的人的注意。

1848年的法国革命早在俄国农民的心中有了清晰的反应，从1850年起，反叛的农奴暴动就开始变得严重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全俄征用民兵，农奴暴动便以空前猛烈之势蔓延各处，好几个地主竟被他的农奴杀害，农奴暴动越来越严重，以致政府居然派遣整个配有炮兵的整团军队前去镇压，而在以前，一小队兵士就足以使反叛的农民战栗震恐而屈服了。

一方面，有这些暴动；另一方面，自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来成长的一代新人对于农奴制度又深为憎厌。两者使农奴解放成了越来越紧迫的需要。沙皇自己也憎恶农奴制度，在皇族中他又得着皇后、皇弟康士坦丁和公主海伦·帕夫洛夫娜的支持，或者不如说是影响；他便开始向这方向走了第一步。他的初意乃是这种改革应由身为农奴所有主的贵族来发起。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省份的贵族能被发动起来向沙皇呈递解放农奴的请愿书。1856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向莫斯科贵族演说，谈此举的必要；然而贵族们对他演说的回答只是顽固的沉默，所以亚历山大二世十分恼怒，便用赫尔岑的名句结束了他的演说：“各位，与其等待它自下而上发动，不如自上而下进行要好得多。”

甚至连这句话也没有用。此时只得瞩望于旧波兰的各省——格罗德诺、维尔诺、科弗诺三省。拿破仑一世1812年曾在这些地方（在纸上）废止了农奴制度。这几省的总督纳齐莫夫好不容易从波兰贵族那里得到了沙皇所希望的请愿书。1857年11月，沙皇发出了给立陶宛各省总督的有名的“敕令”，宣布皇帝废止农奴制度的意向。我们含泪诵读赫尔岑的名文《加利利人，你战胜了！》，在这美丽的论文里那些伦敦的亡命者宣称他们不再把亚历山大二世视作敌人，他们要帮助他来完成这伟大的解放工作。

农民的态度也是很可注目的。消息一旦流传出去，说那渴望了多年的解放就要到了，于是各处的暴动几乎马上完全停止。农民这时候便等待着；亚历山大二世巡行俄国中部之际，沿途有大群的农民围着他，哀求他给他们以自由——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却很讨厌地接受了这请愿书。最异乎寻常的是：农民中间起了一种谣言，说是拿破仑三世在和约中要求解放农奴——这可见传统的力量之大了。我时常听到这种谣言；而且就在解放前夕，农民似乎还疑心这是受了外国的压力而行的。“加里波的不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当我的一个同学在圣彼得堡和一个农民谈起即将实现的农奴解放时，他便用上面这句话回答我的同学。

然而在普遍欢庆之后，又继之以几年的疑惑与不平静。圣彼得堡与各省的特派委员会在讨论农奴解放的提案，可是亚历山大二世对此似乎犹豫不决。检查官不断地阻止报纸讨论详细情形。不祥的谣言在圣彼得堡流传甚广，并且传到我们校中来了。

贵族中并不乏热心工作以求直截了当地废除这陈年的奴役的青年；可是主张农奴制度一派的人却一步步包围了沙皇，说动了他的心。他们私下告诉他，农奴制度废除之日便是农民开始成批屠杀地主之时，俄国便会发生新的普加乔夫叛乱，比1773年那一次还要可怕得多。亚历山大二世本是一个禀性软弱的人，很容易听信了这样的预言。

然而制造出解放令的那部大机器已经开始工作了。特派委员会开过了多次会；几十个呈献给沙皇的解放计划或以手稿流传，或在伦敦印刷。赫尔岑得着熟悉俄国政府内情的屠格涅夫的帮助，便在《钟》上面讨论各个计划的细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中也讨论着。斯拉夫派，特别是阿克沙科夫和别利亚叶夫乘着当时出版界最初得着相对自由的时机把这件事广布于全俄，而且以对农奴解放的技术方面有透彻了解的身份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特点。圣彼得堡的全体知识阶层都赞成赫尔岑的意见，尤其是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我每逢星期日在教会游行仪式以后在我的堂兄家里见到禁卫军骑兵队军官的时候，他们总表示赞同解放运动之激进派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见解，这些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堂兄狄米特里·尼可拉维奇·克鲁泡特金，是禁卫军骑兵队参谋兼沙皇的侍从武官。）

全圣彼得堡的情绪，无论在客厅里，或是在街上，都已到了农奴解放欲罢不能的地步。农奴解放已非实行不可；而且还赢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解放后的农奴除了他们的住所外，还应该得到他们迄今为止耕种着的土地。

然而旧贵族的一派并不灰心短气。他们集中全力来设法推迟改革，缩小分配的地块，而且对于解放的农奴课以极高的土地赎金，使农民的经济自由成了空言；在这一点上，他们果然完全成功了。亚历山大二世罢免了身为全部改革事业的真正灵魂的尼可拉·米鲁丁（陆军大臣米鲁丁的兄弟），对他说：“我真不愿意和你分手，然而我必须这样做：因为贵族把你说成是一个赤色分子。”草成解放计划的第一批特派委员会也被解散了；新成立的委员会以农奴主的利益为前提修改了全部计划；报刊重又受到钳制。

形势很可悲观。很多人已经在怀疑究竟农奴解放是否会实行。我热心地观察着这场斗争，每星期日晚上，同学们从家庭回学校的时候，我便问他们听见父母们说些什么。到了1860年年终，消息愈来愈坏。“瓦鲁叶夫派占了上风”。“他们打算修改全部计划”。“X王妃的亲戚们竭力想说服沙皇”。“解放将要推迟：他们怕引起一场革命”。

到了1861年1月里又渐渐有了稍好的传闻，一般人都希望在2月19日沙皇即位纪念的那天会有有关解放的消息。

19日到了，但不曾带来一点新消息。那一天，我是在皇宫里。参贺礼并不盛大，第二级的侍从常常被派遣去参加这种参贺礼，以便熟习宫廷的礼节。那一天是我轮值；当我把一位来宫中助理做弥撒的大公夫人送走的时候，她的丈夫不在那里，我便去找寻他。他在沙皇的书斋里，我把他叫了出来，半开玩笑地向他说起他的妻子的焦急，丝毫不曾猜想到他们在书斋里谈的是那件大事。除了少数的倡议者之外，宫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解放农奴的宣言在2月19日便签了字，但只因为下星期日（26日）是狂欢节周的开始，恐怕乡间农民在狂欢节里喝多了酒，听到这个好消息会发生暴动，所以把宣言推迟了两个星期发表。甚至往年在圣彼得堡冬宫附近广场上举行的狂欢节集市，这一年也移到别的广场去了，怕在京城引发民众暴动。政府并且向军队发出了关于如何镇压农民暴动之最严厉的训令。

两个星期以后，在狂欢节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那天（3月5日，即新历3月17日），我为了要参加骑术学校的阅兵式的缘故，留在学校里。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勤务兵伊凡诺夫端着茶盘冲了进来，高声叫道：“亲王，自由！解放农奴宣言已经贴在客商市场了。”

“你亲自看见了吗”？

“是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一个人朗读着宣言，别的人听着。真的是自由啦！”

几分钟以后我穿好衣服出去了，正遇着一个同学走进来。

“克鲁泡特金，自由！”他高叫道。“这是宣言。我的叔父昨晚上就知道这篇宣言今早要在伊沙克大教堂的晨祷时宣读，所以我们都去了。在那里并没有许多人，只有农民。在祷告完毕后，宣言果然宣读了，而且分发给众人。他们很明白宣言里的意思。我走出教堂的时候，站在门口的两个农夫做出一副滑稽的样子向我说：‘嗳，长官？现在——什么都完啦？’”他模仿农民让主人开路时说话的神气。多年的期待在送走他的主人时充分表露了出来。

我反复读着解放农奴的宣言。这是莫斯科总主教老费拉列特起草的，文章写得冠冕堂皇，可是把俄国话和古斯拉夫语莫名其妙地混杂在一起，反而隐晦了原意。诚然，这是自由；但还不是立刻的自由，因为农民还要当两年的奴隶，直到1863年2月19日为止。然而不管这一切，有一件事是很显然的；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了，解放后的农奴将得到土地和住所。固然，他们还得付出赎金，但奴隶制度的旧污点已经拭去了。他们将不再做奴隶了；反动并不曾占到上风。

我们去参加阅兵式。所有军事表演完毕以后，亚历山大二世依然骑在马上，高声叫道：“军官们，到我面前来！”他们聚集在他的四周，他便高声演说当天的那件大事。

“军官们……贵族在军队中的代表”——这些句子的片断传到了我们的耳里。“许多世纪以来的不义已经结束了……我盼望贵族方面能够作出牺牲……忠诚的贵族会团结在皇座周围”……等等。演说完毕，热烈的欢呼像雷声般在军官中响了起来。

我们在回学校的路上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跑，——我们还想赶上意大利歌剧开演的时刻。这天午后，演的是本季的最后一场，到时一定有某些表示。我们急忙脱下军服，几个人轻手轻脚地飞跑上第六层楼厅。场内座无虚席。在第一次休息时剧场的吸烟室里挤满了兴奋的青年，他们不论彼此认识与否，大家都在畅谈。我们商定马上回到楼厅里和全体观众合唱《上帝保佑沙皇》的颂歌。

可是音乐又奏起来了，我们急急回到楼厅里。歌剧的乐队已在奏《上帝保佑沙皇》，霎时间，全剧场欢声雷动，甚至压倒了乐声。我看见乐队指挥巴威里挥动着他的棍子，然而强大的乐队的演奏声我一点也听不见。于是巴威里停住了，可是欢呼声依然继续着。我看见棍子又在空中舞动；我看见提琴的弓在动，乐师在吹管乐器，但是群众的呼声再次压倒了乐声。巴威里又一次指挥着乐队奏《上帝保佑沙皇》；只有到了第三遍快奏完的时候，才有些管乐器的声音透过人声传了出来。

街上也是同样的热烈。大群农民和知识阶层站在皇宫前面高声欢呼，沙皇每次出来，游行的群众便跟着他的马车跑。两年以后，当亚历山大二世把波兰革命淹没在血泊中，而“刽子手穆拉维约夫”把它缢死在绞刑台上的时候，赫尔岑写道：“亚历山大·尼古拉叶维奇，为什么你不死在那一天？要是死了，你将被看作一位英雄而名垂青史。”——赫尔岑是不错的。

那些主张奴隶制度的人所预言的暴动在什么地方呢？解放令所定的条件是非常含糊不定的，恐怕再没有比它们更含糊的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叛乱，那正是这新律所造出的含糊不定的条件。然而事实上，除了两个地方发生暴动，其他几处曾有过小骚乱（这全是因为误会的缘故，但马上就缓解了）之外，俄国依然风平浪静，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平静。俄国农民本着他们固有的见识，很明白农奴制度已经废止了，“自由已经到了”；虽然新法令所加于他们的条件是很苛刻的，他们照样接受了。

1861年8月，我在尼可尔斯奎；1862年夏季，我又在那里。我看见农民接受新条件时的那种平静而有理性的样子，印象极深。他们很知道付出土地赎金在他们是极其困难的，土地赎金其实就是贵族丧失农奴后所得的补偿。然而农民非常看重废止他们本身被奴役这件事，所以一旦获得了个人的自由，他们便接受了这沉重不堪的赎金，一声不响，只把它当作一种惨苦的必然。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每一星期休息两天，说是在星期五作工是罪孽；但是夏季一到，他们便比以前更加卖力地干活了。

当我在解放以后十五个月看到我们的尼可尔斯奎农民的时候，我不由得不钦佩他们。他们的天性的善良与柔和依旧如故，然而奴隶根性的一切痕迹却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主人谈话也同和平等人谈话无异，好像他们和主人从来不曾有过别的关系。而且他们中间也出现了能够维护他们的权利的人。解放令是一部难读的大书，我费了很多时间才了解它；但是当尼可尔斯奎村长华西里·伊凡诺夫有一天来请求我把其中难解之点解释给他听的时候，我发现他虽是一个读书还感困难的人，却能够在这部法令的各章各款之错综复杂之中明瞭全文的意义。

最倒楣的是仆婢们。他们得不着土地，不过纵使得着了，也不知道拿来怎样用。他们得到了自由，此外便没有其他的东西。在我们这一区里，差不多所有的仆婢都离开了主人；例如我的父亲的家里就不曾有一个人留下。他们四处寻找位置谋生，一部分人马上在商人家里找到了差使，商人们也很骄傲，他们用了某某亲王的马车夫，或某某将军的厨子。那些学得一门手艺的人便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例如我的父亲的乐队就依然是一个乐队，在卡路加过得很好，而且和我家仍旧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是那班没有手艺的人，生活便很困苦了；然而大多数人宁肯到他处谋生，不愿留在旧主人的家里。

至于地主呢，大的地主便在圣彼得堡尽力想把旧制度换上一个新包装恢复起来，在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后，他们果然多少做到了一点；而比他们的数目大得多的地主却不得已把废除农奴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灾难。至于年轻一代，他们向俄罗斯提供了担任“治安调解人”和治安推事的出色人选，对农奴得以和平解放一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老一代人，他们大多已经预支了他们从解放了的农奴要付给他们的大笔土地赎金的相当一部分（这种赎金估得比土地的市价高了许多），他们已经打好主意怎样把这笔款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饭店里，或者在赌桌的绿毡上。事实上，差不多所有这些人一得到赎金便马上把它挥霍掉了。

对于许多地主，农奴解放算得是一笔绝好的交易。比如，我的父亲预料到农奴解放将实现，以十一卢布一俄亩的代价一块块卖去的土地，这时候分配给农民时，却估到四十卢布一俄亩——即比市价高了三倍半。在我们这一区里到处都是如此；在我父亲在坦波夫省草原上的领地，“密尔”（即乡村公社）把我父亲所有的土地都租去了，期限是十二年，租金比他以前用农奴耕种时所得的多过一倍。

在这个可纪念的时期之后十一年，我因事到已经归我承继的坦波夫省的领地去，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村里的牧师（他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聪明人，这类人在南部各省中偶尔可以见到）绕着村子散步了一会。晚霞灿烂，从草原上吹来一阵有花香的风。他遇见一个叫做安东·沙威烈夫的中年农夫坐在村旁的小丘上，手里捧着一本赞美诗在读。那个农夫几乎连古斯拉夫语的拼音也不会，平常读书总是从最后一页读起，向前面翻去；然而他却最爱读书，遇着书中有什么词打动了他，他便喜欢把那个词重读几遍。这时候，他正读到一首赞美诗，诗中每一节的开始都是“欢呼罢”这个词。

“你在读什么书？”牧师问他。

“呵，神父，让我来告诉你，”这是他的回答。“十四年前，老亲王到过这里。那是冬天。我刚刚回家，人快要冻僵了。落着大雪。我正要脱衣服，忽然有人在敲窗子，那是村长，他高叫道：‘到亲王那里去！他要你去见他！’这好像晴天的一个霹雳，把我和妻子及我们的孩子都骇昏了。‘他能要你去做什么？’我的妻子惊恐地叫着。我划了个十字便去了。当我跨过桥的时候，风雪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老亲王睡完午觉醒来以后，便问我会不会做泥水匠工作，他只是对我说：‘明天来把那间屋子的墙壁刷新一下。’于是我非常快乐地回家去，到了桥头，我看见我的妻子冒着风雪站在那里，她已在那里站了好久，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她叫道：‘沙威利奇，出了什么事？’我便回答说：‘唔，不妨事；他只要我刷新墙壁罢了。’神父，在老亲王的时候就是这样。如今，小亲王前几天到这里来。我去见他，他在花园里面，正坐在庭前喝茶，你神父和村长同坐在他的身边，村长的胸前挂着村长官的链子。小亲王问我：‘沙威利奇，你要喝茶吗？’他叫我坐下，一面又向那老头子说：‘彼得·格列哥里叶夫，给我们添一把椅子。’你该晓得彼得·格列哥里叶夫当老亲王的总管的时候，他对我们是何等凶恶；这时节，他却端了一把椅子来，我们众人围坐在桌子旁边谈话，他给我们大家斟茶。喂，神父，今晚上这么美，草原上吹来阵阵香气，我坐着读‘欢呼罢！欢呼罢！’的诗。

这就是农民的心目中农奴解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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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的宫廷生活——宫中的谍报组织——亚历山大二世的性格——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亚历山大三世

1861年6月，我被任命为侍从学校中的军曹。校中有几个军官对这件事不赞成，他们说，如果我做了军曹，学校里就会没有纪律可言。可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校中向例最高一级的第一名学生应被任命为军曹，而我在这几年中又无一次不是名列第一。这个任命是很令人羡慕的，不仅因为做了军曹就在学校中占有一个特权的地位，受着军官一般的待遇，尤其是因为他暂时又成了沙皇的侍从，得以亲身接近沙皇，因而这被认为是进一步升迁的跳板。然而对于我，最重要的还是在做了军曹以后就可以免除平常侍从们在学校内做杂务的苦差使。一个人别居一室，在那里可以避免校中的喧哗而专心读书。诚然，这也有重要的不便之处：我平日常常觉得每天步履端正地在我们的房里走许多遍，是很烦人的事，所以总是跑得飞快。这举动本是严格禁止的，但我也不管。然而现在我却不得不挟着一本内务值班簿非常庄重地走着，不能够再跑了。为着这件重大的事，我的几个朋友曾一起商量过，结果认为我有时仍然可以有机会实行我所喜欢的跑步；至于我和其他一切同学的关系，应该由我自己与他们结成同志般的关系，这一层我做到了。

照例侍从们要到宫中去随侍大小参贺礼、舞会、接见、招待宴会等等。在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各个星期里，我们差不多每天要被召进宫去，有时候一天两次。我以军曹的身份应该在每个星期日骑术学校阅兵的时候向沙皇报告“侍从学校的中队一切正常”，哪怕全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患着时疫也罢。我问上校，万一真有了这样的事，我能报告“今天不是一切都正常”吗？他的回答是：“上帝保佑你，除了学校发生暴动外，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应该报告一切正常。”

宫廷生活中自然有不少优美如画的情景。举止之优雅（虽然这也许只是表面上的），礼仪之谨严，环境之富丽堂皇——这一切都是极其动人的。大参贺礼的场面好不壮观。单是皇后在宫中陈设富丽的客厅里接见几个贵妇人的礼节已经和普通的造访大不相同。穿着金线刺绣的制服的侍从武官把客人引了进来，皇后的后面又跟随着几个衣饰华丽的侍从和一群女官，一切仪式都进行得非常庄重。身为宫廷仪式中的一个演员，而且还伺候着主角，这样的事给予我这样年纪的少年的岂止是好奇心引起的兴趣。我当时还把亚历山大二世当作一个英雄，因为他把宫廷仪式看得毫不重要。在这个时期，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光景就开始办公，并且和那强大的反动派苦苦斗争，以求实现他的一些改革计划，农奴解放不过是此等改革的第一步。

然而渐渐地当我看见了更多的宫廷生活富丽堂皇这一面，而且间或瞥见一眼这些场面背后是些什么以后，我不仅明白了这些排场以及它们所欲隐藏的东西纯属无用，而且这些小事就忙煞了宫中人，以致他们没有心思去考虑其他远为重大的事情。人们在这种表演中往往忽略了现实。从这时起，我想象中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头上的圆光便慢慢地黯淡了；所以纵然我最初还抱有某些幻想，以为在最为接近宫廷的环境中可以从事有益的活动。到了这一年年尾，我就打破了这种幻想了。

在每个重要的节日，在沙皇与皇后的生日和命名日、加冕纪念日，以及其他这类纪念日里，宫中都要举行一次大的参贺礼。几千位将军与直到上尉的各级军官以及高级文官排列成行，站在宫中的大厅里，等到沙皇和他的家族庄严地走向教堂；在他们走过的时节鞠躬行礼。在这种日子里，全体皇族都要到宫里来，团聚在一间客厅里，愉快地畅谈一切，一直谈到大家应该带起庄严的假面具的时候。然后排好队伍。沙皇牵着皇后的手先走。沙皇身后就是他的那一个侍从，侍从之后才是侍从武官长、值日的侍从武官与御前大臣。皇后后面有两个侍从，他们与其说伺候皇后，不如说伺候她的长裙，他们一路上在转弯时便捧着皇后的裙裾，过后又把长裙铺开，展示它的全部华美。其后便是十八岁的皇储，再后便是大公与大公夫人与公主，都以各人的继承皇位权之顺序为先后——每一位大公夫人、公主的身后有一个侍从，此后就是一长串的女官，老的少的都有，都穿着所谓俄国装，——即是仿古俄国妇女服装的晚礼服。

在这行列走过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最高的文武官僚在鞠躬如仪之前总要设法使自己进入沙皇的眼帘，如果沙皇带着笑容看他一眼，接受他的敬礼，或者沙皇使人几乎看不见地略略点一下头，有时还说一两句话，那么他就会志得意满地环顾他的邻人，指望接受他们的祝贺。

皇族的行列从教堂里回来时，情形和去时一样。过后，各人便忙着去做自己的事。除了几个忠心的官僚和一些年轻贵妇外，在所有参加这些参贺礼的人里，不把这种仪式当作一个讨厌的义务的，十个人中找不出一个来。

每年冬季，宫中要举行两三次盛大舞会。被邀请的人有数千之多。先由沙皇用波洛奈兹舞开幕，然后每人可以随意享受这一段时光了。在这些灯烛交辉的宽阔的大厅里，年轻的姑娘很容易逃脱掉父母和婶娘们的监视，其中许多人享受着跳舞与晚餐之乐，在这种时候，青年人总有法子避免长辈的干涉来独自享乐。

在这些舞会中，我的职务是颇为困难的。亚历山大二世不跳舞，也不坐下来；他不断地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他的侍从应该隔一段距离地跟随着他，不可太远，以便于听见他的呼唤，又不可太近，以免造成不便。这种职务含有“到场”与“缺席”两种意义，确实是很难办的，而且沙皇并不需要它：他本来情愿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行动，然而惯例如此，他也只得服从。最困难的是当他走进站在大公们跳舞的圈子周围密集的贵妇丛中，慢慢穿过的时节。要在这脂粉队中走出一条路来，决不是容易的事；她们看见沙皇便连忙分开给他让路，然而沙皇一去，她们又紧密地合起来了。几百个太太小姐们自己并不跳舞，只是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紧，每人都希望也许会有一个大公看中她，请她去跳一次华尔滋舞，或波尔加舞。这就是宫廷在圣彼得堡社会上的势力，其结果只要一位大公偶然垂青于一位姑娘，那么她的父母便尽力设法使她热烈地爱上那位大人物，哪怕明知道大公不会和她结婚（俄国惯例，大公不得与沙皇的“子民”结婚）。有一次，我在一个“上等”人家里听到谈起宫廷的事，原来皇储曾经和这家的十七岁的姑娘跳过两三次舞，她的父母便表示了很大的希望，超出了我可能想象的希望。

我们每次在宫中服务，总要在那里用午餐或晚餐，侍仆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就把宫中的点滴丑事一一向我们低声叙述。他们知道各座宫里（就是他们所服务的区域）的种种事情。说句老实话，这一年里这类丑事并不像七十年代中那么多。沙皇的兄弟们结婚还不久，沙皇的儿子又都年轻得很。然而沙皇自己和X王妃的关系却流传于侍仆之口，他们畅谈起这件事来，比圣彼得堡社会还更无顾忌。那位X王妃就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烟》里面的伊林娜，屠格涅夫对她有极精彩的描写。有一天我们走进平时更衣的房间，人家告诉我们：“X今天失宠了——这一次是完全失宠了。”半点钟以后，我们看见他们说的那位太太来做弥撒祭的助理，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在弥撒祭进行时，她还在一边不住地吞眼泪。别的贵妇们都离她远远地站着，让众人都看见她。侍仆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并随意加以评论。这些人的话里真有令人恶心的地方，他们在前一天还会拜倒在那位太太面前，如今却恣意嘲笑她。

在宫中，尤其是在沙皇身边活动的谍报组织，说起来真令不知内幕的人难以置信。我只举下面一件事就可以说明其大概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大公中有一人从圣彼得堡的一个绅士那里受到一次严重的教训。那绅士不许大公到他的家里去。然而有一天，他意外地回到家中，却看见大公在他的客厅里，他便举起手杖向着大公冲去。年轻的大公连忙跑下楼梯，已经跳进了马车里，但绅士终于捉住了他，用手杖将他痛揍了一下。站在门口的警察看见这事，连忙跑去报告警察总监特列波夫将军；特列波夫又连忙跳上马车去见沙皇，第一个向他报告这“不幸事件”。亚历山大二世把大公唤来，和他谈了一次话。几天以后，沙皇直辖的司法部的第三科（即政治警察）里的一个老官吏（他常到我的一个同学家去）把当时沙皇和大公的谈话和盘托出。他告诉我们说：“沙皇非常恼怒，最后便向大公说：你理应知道怎样处理你自己的小事’。”自然，有人问这官吏他怎么能知道一次私下谈话，他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科理应知道沙皇陛下的谈话和意见才行。否则，像政治警察这样微妙的组织又如何办事呢？请相信，沙皇是全圣彼得堡中受着最严密监视的人。”

这并不夸张。事实上，每个大臣、每个总督在携着报告书走进沙皇的书斋之前，必定先和沙皇的亲信侍仆谈一次话，以便知道这一天沙皇的心情如何。如果心情好，他便向他陈述一些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沙皇的心情不好，他就把报告书留在皮包里，另等一个好日子再来。东西伯利亚总督每一次回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总要派他的亲信秘书去送一份厚礼给沙皇的亲信侍仆。他常常说：“在有些日子里，沙皇心里正冒着火，如果我那时把某些报告呈上去，他会下令把无论谁，甚至我自己，交付周密审讯；在另一些日子，沙皇很高兴，各事都可以办得十分顺利。那个侍仆实在是个宝贝。”每天都知道沙皇的心情乃是保持高位的要诀——宿瓦洛夫伯爵和特列颇夫将军两人便精通此道。据我观察所得，伊格纳节也夫伯爵连侍仆的帮助也用不着便掌握了这门艺术。

我最初在宫廷服务的时候，对于农奴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是非常崇拜的。想象往往使一个青年人超越了当时现实的范围，我那时的心情便是这样：如果有人在我面前加害于沙皇，我一定会拿自己的身子去遮住他。1862年1月上旬的一天，我看见他离开了行列，独自一人急急地向着大厅走去；在那里，圣彼得堡卫戍部队所有团队各有一部分正整队等他去检阅。这一检阅往年是在露天举行的，然而这一年，因为天冷的缘故，改在大厅里举行。平时亚历山大二世在阅兵时总是骑着马在队伍前疾驰而过。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步行经过团队之前。我知道沙皇以军队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出现时，我的职务便结束了，我随从他到这时为止，以后便不是我的事了。然而我向周围一望，看见沙皇身边没有一个人。两个侍从武官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他的随从人员一个也不在。“我决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自语道；我便继续跟随着他。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天究竟是事务繁忙呢，还是别有理由希望阅兵式愈早完毕愈好。反正他冲到军队前面，以大而且快的脚步沿着行列急走。他本是一个身材极高的人，他走得非常之快，我用了全力赶上他，感到十分吃力，并且有许多次我几乎要小跑才能紧随在他后面。他急急前进，好像在逃避什么危险似的。他的焦急时时向我显露出来，我无时无刻不准备好跳到他的身前去保护他，只失悔我带的是传令刀，不是自己的有着西班牙多勒多城铸的，刀刃可以刺穿钢板的宝刀。他直到走过最后的大队以后才放慢了脚步。他走进了另一个大厅，便向四周一望，他的视线和我的因急走后的亢奋而发光的眼睛遇着了。那些更年轻的侍从武官隔了两个大厅飞跑过来。我预备受一次严厉的申斥；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反而向我说：“你在这里？好小伙子！”这也许是他的真情流露。当他慢慢走去的时候，他把他的迟疑的、心不在焉的眼光望着空间，这种目光我已经见过许多次了。

我当时的心情便是如此。然而各种小事件以及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开始具有的显著的反动性质逐渐在我的心里种下了疑惑。每年1月6日，在俄国要举行一种半基督教、半异教的净水仪式；这在宫廷里也要举行的。在涅瓦河畔，正对着宫殿的地方造了一个亭子，僧侣领着皇室从宫殿里出来，走过壮丽的河埠进了亭子，在那里唱起了赞美诗，然后把十字架抛入河中。几千群众站在河埠上和涅瓦河的坚冰上从远处看这一仪式。在仪式举行之际，所有的人都要脱帽站着。这一年，因为冷得厉害，有一位老将军便戴上了假发，可是在他慌忙戴肩披的时候，无意中就把假发挪动了位置，横放在他的头上。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康士坦丁大公看见这样子，他在唱赞美诗的时节，不住地和那些年轻的大公们瞟着那位不幸的老将军，笑个不止。那位老将军愚蠢地微笑着，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成了嬉笑的原因。康士坦丁最后又在沙皇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沙皇也望着那位老将军笑了。

几分钟以后，这行列再走过河埠到宫中去的时候，一个光头的老农夫从路旁的两排一个挨一个的兵士中挤了进来，跪倒在沙皇脚边，手里捧着请愿书，含着满腔的眼泪高声叫着：“父呵！保护我们！”俄国农民所受的多年的压迫都表现在这叫声里了；然而那个几分钟以前在教会仪式中看见横放着的假发而发笑的亚历山大二世呢，他毫不理会老农夫就走过去了。我紧随着他，只看到他因老农夫的突然出现骇得颤抖了一下。过后，他便继续前进，对跪在他脚边的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一眼。我掉头四顾，侍从武官不在那里；随后走着的康士坦丁大公也和他的哥哥一样不理会那个老农夫。连接受请愿书的人也没有，所以我把它接了，虽然我明知我会因此而受申斥。接受请愿书，并不是我的职务，然而我想到那位老农夫在来到首都之前，在穿过这一天在路旁林立着的军警走到沙皇面前呈递请愿书之前，要受多大的罪，我便毅然接受了。他和所有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的农民一样，会被监禁，至于会监禁多久就没有人知道了。

在农奴解放的那一天，亚历山大二世确实成了圣彼得堡人民崇拜的明主；然而最可注意的是除了大众欢腾的那一刻外，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曾得着这个城市市民的热爱。皇弟尼可拉至少在小商人和马车夫中间还很有人望（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和皇弟康士坦丁（改革派领袖）以及他的三弟米哈伊尔谁也没有赢得圣彼得堡的任何阶级的拥戴。亚历山大二世把他父亲的专制的性格保留得太多了，那种性格时时透过他的平常和善的动作露出来。他很容易发脾气，时常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待他的廷臣们。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在他的政策，在个人同情两方面，他都不是可靠的。他的报复心很厉害。我怀疑他曾否诚心诚意地对待过谁。他所最亲近的人中有几个乃是最坏的人。例如阿得勒堡伯爵屡次要沙皇替他偿还巨额债款，别的人则是以大量偷盗闻名。自1862年初起，亚历山大二世便开始证明自己能把他父亲的最大恶政重新付诸实施。我们知道他仍然愿意在司法组织与军队中实施一些重大的改革；残酷的体罚快要废止了，他又允许实行某种地方自治，也许还要公布一项宪法。然而最细微的动乱，却被他下令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他把每一民众运动视作对他个人的冒犯，因此他随时都有采取最反动的措施之可能。

1861年10月，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各大学的风潮被他下令用变本加厉的严酷手段镇压下去了。圣彼得堡大学被封闭了，虽然大部分教授在市政厅里开设了自由讲座，但不久也被禁止，第一流的教授便从大学告退了。农奴解放以后马上有了开办星期日学校的大运动；这种星期日学校果然在各地方由私人和团体开办了；老老少少的农民和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学校读书。教员都是志愿者；军官、大学生，甚至于少数侍从都做了教员。有人设计出极好的教授法，所以我们只须上九课或十课就可以教会农民读书了（俄文有一种按音拼词法）。在这些星期日学校里，农民群众可在几年之内就完全学会读书写字，并不要政府花费一文钱；然而政府突然把所有的星期日学校都封闭了。在波兰发生了一些爱国的示威运动，政府派遣了哥萨克军队去用皮鞭驱散群众，而且照例残酷地逮捕了几百人囚在教堂里。1861年年尾，俄国军队在华沙大街上开枪杀人；尼古拉一世所喜欢的通过两行对列的士兵受笞刑这种刑罚此时又被用来镇压几处的农民暴动。这样在1862年，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已经预示了他在以后，1870——1881年间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专制暴君了。

皇族里面最富于同情心的确实要算是皇后玛丽·亚历山德洛夫娜。她是一个真诚的人，她的话语常常出于本心，如果她说起愉快的事，她的意思就真是这样。她有一次为了一件殷勤周到的小事向我道谢（这是在她接见过那位刚到圣彼得堡来的美国大使之后），她的那种态度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决不是一般人想象中以为像皇后那样被礼仪宠坏了的贵妇人所应有的态度。她的家庭生活肯定不是幸福的；女官也不喜欢她，她们以为她是过于严格了，而且她们又不了解为什么她那样担心她的丈夫的轻率。如今一般人都知道她对于废止农奴制度的事尽过大力。然而在当时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在这方面的影响。康士坦丁大公与海伦·帕夫洛夫娜公主（她是在宫中支持尼可拉·米鲁丁的主要人物）被人视作宫中改革派的两大领袖。至于皇后呢，人们多半只知道她致力于创办女子高等学校一事。这些学校从开办以来就是组织得很完善，而且具有真正民主的性质。她和大教育家乌新斯基很深的友谊才使后者免掉了当时所有名流的厄运——放逐。

皇后自己受过很好的教育，她便竭尽余力使她的长子受完美的教育。她聘请了各门学问中的第一流人物来做他的教师，为了这个目的，她甚至聘请了加威林来，虽然她知道加威林和赫尔岑的友谊。加威林向她谈起他和赫尔岑的友谊时，她回答道，她对赫尔岑并无怨恨，只怪他不该用粗暴的话来侮辱皇太后罢了。

皇储尼古拉极其俊美——也许是太富于女性美了。他没有一点高傲的样子，在参贺礼上他总爱和侍从们很亲热地闲聊（我还记得在新年接见外交使团的时候，我极力使他欣赏美国大使的服装，和别国大使的鹦哥绿的制服比较起来，他的服饰是很朴素的）。然而那些深知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一个绝对不能和他人深交的人。他的这种性格比他的父亲的还更厉害。至于说到他的教育，他的母亲在这方面的一切苦心都无效果。1861年8月，他当着他父亲的面接受考试，结果是彻底失败。我还记得在考试后几天的一次阅兵式中，他以皇储的身份任司令官，在其间他犯了一个错误，亚历山大二世便高声骂他：“你连这个也学不会！”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在二十二岁时患某种脊髓病死了。

尼古拉的兄弟亚历山大在1865年做了皇储，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这是一个和他的哥哥绝对相反的人。我觉得他很像保罗一世，他的面孔，他的身材，他的自尊自荣的心理都和保罗一世的完全相同，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他做了皇帝，他便是一个新的加奇那宫中的保罗一世，而且他也会像他的曾祖那样落一个死于朝臣之手的下场。”他顽固地拒绝学习。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因为难于应付那位学识优于他的皇弟康士坦丁的缘故，曾下了决心专门注意皇储的教育，而置其余的儿子于不顾。然而据我看来，事情并非如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即亚历山大三世）大概自小就讨厌读书。事实上，我看见他发给他的在哥本哈根的新娘的许多电报，其中竟有不少的别字。

据说他在晚年举止有所改善，但在1870年及其后的多年中间，他却依然是一个真正的保罗一世的子孙。我在圣彼得堡认识一个军官，他是一个瑞典裔的芬兰人。有一次，他被派到美国去给俄国军队订购枪械。他回来的时候应该去向当时担任着扩充陆军军备监督之职的皇储亚历山大报告他此次的使命。在这一次会见中，皇储忽然发起脾气来，申斥那个军官，那军官也不肯屈服，他大概不失身份地回了话，于是皇储勃然大怒，把他乱骂了一顿。那个军官乃是那种忠诚而又自爱的人（这种人在俄国的瑞典裔贵族中是常见的），他马上走了，写了一封信给皇储，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他道歉，并且还说，如果道歉信届时不到，他便要自杀。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决斗。皇储并没有送来道歉信，那个军官果然践了言。我在我的一个好友的家里看见他，他也是这一家的密友，那时候，他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皇储的道歉信。第二天早晨，他，死了。沙皇非常恼怒皇储，命令他随那个军官的灵柩之后一直送到墓地。然而便是这个可怕的教训也不能医治这位年轻人的罗曼诺夫式的倨傲和极易冲动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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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定入西伯利亚哥萨克联队——圣彼得堡的大火——反动的开始——亚历山大二世的新面目——西伯利亚之行

1862年5月中旬，在我们毕业前几个星期，有一天，上尉叫我把各同学志愿加入的团队的最后名单开上去。我们可以随意选定在各禁卫军或陆军各团队中任职，不过在禁卫军中，我们进去时只有少尉官阶，在其他团队中，我们可以任中尉。我开了一张我们这一级学生的名单，便去向同学们一个个地征求意见。各人早已选定了自己决心加入的团队，而且大部分人已经在花园里试戴过所选定的团队的制帽了。

“皇后陛下所属胸甲骑兵队”，“蒲列阿布拉陈斯基禁卫军步兵队”，“禁卫军骑兵队”，这便是我记录在名单上的同学们的回答。

“然而克鲁泡特金，你呢？炮兵队？哥萨克队？”我的同学围着我这样问。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到后来，我便请一个同学代我填好这张名单，自己回到房里再一次思考我的最后决定。

我早就决定不入禁卫军的一个团队，把一生的光阴浪费在阅兵式与宫中舞会上面了。我的梦想是进大学去学习，再过学生生活。

然而父亲的野心和我的理想完全不同，如果我要实行我的理想，便只得和我的父亲完全决裂，单靠自己教家课来维持生活。成千俄国大学生都是这样生活的，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怕。可是我怎样走出这种生活最初的几步呢？在几个星期以后，我便要离开学校，购买自己的衣服，寻找自己的住处；而事实上，我明白我自己想找一点现钱来开始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便把进大学的念头打消了。最近我常常想去进炮兵学院，这样我又可免掉两年的军队生活的杂务；在那里，除了学习军事科学外，我还能研究数学与物理学。然而那时候，反动之风已经吹起，各军事学院的学生在前一年的冬季里被人当作小学生一般看待，有两个学院的学生起来反抗，结果其中一个学院的学生全体退学。

我的思想渐渐转到了西伯利亚。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带最近被俄国吞并了。我已经读过关于这条东方的密西西比河、它所贯流的山脉以及它的支流乌苏里江畔的亚热带植被……的一切记载，我的思想更进到洪堡所描写的热带地方以及我喜读的利特尔的伟大的通论了。再者，我推想在西伯利亚有很大的地盘来应用那些已经实现或者即将实现的伟大改革：在那里工作的人一定很少，我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意向活动。不过我因此不得不和亚历山大哥哥分离，这是很不幸的事；然而他在最近的风潮之后已经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大学了。我想过一两年，我们两人总有办法走到一起的。我的猜想后来果然成了事实。

剩下的只是去哪一个阿穆尔地区的团队这一选择。乌苏里是最使我憧憬的地方；然而，唉！在乌苏里河流域只驻扎着一个哥萨克步兵团队。不骑马的哥萨克兵——这对我太煞风景了，我毕竟还只是个少年。所以我便决定加入阿穆尔的哥萨克骑兵队。

我把这个决定记在名单上面，这使得所有的同学都吃了一惊。他们都说：“这太远了”；而我的友人道洛夫却翻开《军官便览》高声读道：“军服——黑色，红领，无领章；毛帽——用犬毛或他种野兽之毛制成；军裤——灰色。”所有在场的人听了都为之大惊失色。

“只消看一看那军服罢！不，还有那帽子！——不过戴一顶狼皮或熊皮的帽子也还可以！可是想一想那军裤！灰色的，像一个辎重兵！”道洛夫念完便叫起来，这时候众人的惊恐已经达到了顶点。

我勉强和他们开了一阵玩笑，过后便把名单给上尉送去了。

上尉也叫起来：“克鲁泡特金老爱开玩笑！我不是告诉过你这张名单今天一定要送到大公那里吗？”

我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这确实是我的本意。

然而第二天，我看见了克拉沙夫斯基对这个决定的态度的时候，我几乎要把我的决定放弃了。他以前满心希望我会入大学，为了这个目的特地教我读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不敢把我不能入大学的真正原因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把实情向他说了，他一定会把他所有的一点儿钱分给我用。

我的父亲又从莫斯科打电报给校长，说他禁止我去西伯利亚；这件事又报告到全国军事学校总监大公那里去了。我被叫到大公的助理面前，谈论阿穆尔河的植被与诸如此类的事，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说出我愿意进大学然而没有钱进去的话，皇室中一定会有人出钱津贴我——这是我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

这一切会落个什么结果是很难说的，然而一件意外的大事（圣彼得堡的大火）间接地把我的这些难题解决了。

在复活主日后的星期一，即圣灵节（这一天是在那一年的旧历5月26日），阿卜拉辛大院内起了大火。这大院面积极大，占地将近半平方英里，院内全是些小商店，都是些小木屋，售卖各种各类的旧货。旧家具、旧铺盖、旧衣服和旧书，这些货色从城内各处聚集到这里，堆积在这些小屋内，也堆积在小屋中间的过道里，甚至堆积在屋顶上。这一大堆易燃物品后面便是内务部，和该部的档案室，所有关于农奴解放的文件都保存在这档案室里。在这大院前面有一排石头建筑的商店，对面就是国家银行。在阿卜拉辛大院和侍从学校的一翼之间有一条窄巷，这巷子的旁边也有一排石头建筑的商店；侍从学校一翼的下层是杂货店和煤油店，楼上便是军官们的寓所。它差不多正对着内务部。在一条运河的对岸，有连片的木材场。在午后四点钟，这些木材场和对河的那一带小木屋几乎同时起火。

如果这一天刮风的话，那么圣彼得堡至少会烧掉一半，国家银行、好几个部、客商市场（在涅瓦大街上的另一个大商场）、侍从学校与国立图书馆都在内。

这天下午，我是在学校里，在一位军官的家中用餐。我们从窗内一见我们的近邻起了火，冒出了最初的黑烟，我们便马上向那出事地点跑去。景象非常吓人。火像一条大蛇似的发出咝咝的响声，一面蜿蜒着向四面八方伸出去，把小木屋包围住了，一下子升上去成了一根大火柱，吐出那发声的舌头又把新的小木屋和里面的东西全烧着了，形成了烟与火的旋风。到了铺被店内烧着的羽毛在空中旋转飞舞的时候，人们便再不能够留在这燃烧着的市场里了。整个一片只得予以放弃。

官厅中人简直完全丧失了头脑，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当时在圣彼得堡并没有一架蒸汽的救火机，还是工人们提议从离首都二十英里远、靠铁道的科尔平诺铁工厂里运一架来。救火机运到火车站的时候，还是由人民自己动手把它拖到火场。它的四根皮带中有一根不知被谁弄坏了，其余的三根便向着内务部射水。

大公们来了又走了。在晚上很迟的时候，国家银行已经脱了险，这时沙皇才到场。他说侍从学校现今是救火的关键，无论如何非保全它不可。这事众人早已知道了。如果侍从学校着了火，那么国立图书馆和涅瓦大街的一半都会成为灰烬——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使足力气阻止火势一路蔓延的是群众。有一段时光国家银行非常危急。对面商店里搬出来的货物完全抛在沙多瓦亚街上，像山一般堆在国家银行的左侧墙边。遍街抛着的东西不停地着火。然而群众在难以忍受的烘烤之中尽力阻止火势再延烧到对面的一大堆货物。他们看见当场连一架救火机也没有，便痛骂所有当局者。“国家银行和孤儿院快要着火了，他们还在内务部干什么呢？他们都发昏了！”“警察总监在哪儿？为什么不能派一支消防队到国家银行来呢？”这就是群众的意见。

我认识警察总监安年科夫将军，因为我在我们学校的副监督的家里和他见过一两面，他那时是和他的兄弟（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同去的。我便自告奋勇去找他。我果然把他找着了，他无目的地在一条街上走；我把情形向他报告后，他居然叫我，一个孩子，去传令把内务部那里的消防队调一支到国家银行去——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相信。自然我便高声说，那些人决不会听我的话，我要求他给我一纸命令。然而安年科夫将军的身边却没有（也许是故意说没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就把我们学校中的军官约了一个，要他和我同去传达命令。L.L.戈斯和我两人到底把消防队的一个队长说服了，他答应把他的一队人调到国家银行去。这个队长一面咒骂着全世界，咒骂着他的长官们。

内务部本身并不曾着火；延烧着的乃是内务部的档案室，我们这班孩子（大半都是军官学校和侍从学校的学生）和许多内务部的职员们从这正烧着的建筑中把一束一束的文件搬了出来，堆在马车里。往往有一束落下来，被风把一页一页的纸张吹得散落在广场上。从这弥漫的烟雾里，我们还可以看见运河对岸的木材场内窜起了一股熊熊大火。

在侍从学校与阿卜拉辛大院中间的那一条窄巷里情形非常悲惨。那里的一带店铺里放满了硫磺、煤油、松节油之类的引火物，爆炸声中，吐出各种颜色的巨大火舌，舐着那对面侍从学校一翼的屋顶。屋顶下面的方柱和窗户已经开始冒烟了。本校的学生和几个军官学校学生把屋里的东西搬走以后，便弄了一架小的救火机来射水，时射时歇，歇的时间很长。原来水来自很远的地方的旧水桶里，而水桶中的水又是一瓢一瓢地盛满的。几个站在烧热的屋顶上面的救火员不断地撕心裂肺地叫：“水！水！”这样的哀叫，我实在不能够再听下去了，我便跑到沙多瓦亚街去，用强力迫使警察消防队的一个管水桶的队员到我们学校的院子里来，给我们的水龙供水。然而当我还想再这样来一次的时候，那个管水桶的队员却坚决地拒绝了。他说：“如果我听从了你的话，我便会受军法审判的。”我的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催促我：“快去找一个人——警察总监也好，大公也好，无论谁都可以——向他说，如果再不供水给我们，我们便不得不让学校烧光了。”有人还说：“我们应不应该去报告校长呢？”——“管他们干什么！打起灯笼也不会找到他们。去，你自己干罢。”

我又去找安年科夫将军，找了许久，最后才听见人说他一定在国家银行的院子里。我到了那里，看见几个军官围着一位将军，我认得那是圣彼得堡总督苏瓦洛夫亲王。然而大门锁住了，站在门口的一个银行职员不肯放我进去。我坚持要进，并加以威吓，终于他放我进去了。我一直向着苏瓦洛夫亲王走去，他正靠在他的侍从武官的肩上写一张字条。

我向他把当时的情形报告了以后，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来的？”“没有人派我——我的同学们要我来的，”我这样回答。“你说侍从学校快要着火了？”“是。”他马上出发，在街上随便抓了一个空帽盒盖在头上，挡一点从那些燃烧的店铺里发出的炙人的热气，便向巷子飞跑。空水桶、干草、木箱这类东西布满了一条巷子。一边是火焰包围着的煤油店，另一边是侍从学校，它的窗格和方柱已经焦了。苏瓦洛夫亲王当机立断，他向我说：“在你们学校的花园里有一中队步兵，你带一小队兵立刻去清除巷子里的东西。同时马上会有一根水龙皮带接到这里来。你守着它不要使它停顿。我把这事托给你个人。

要把校园里的兵士调出来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已经把桶里和箱里的东西吃喝光了，衣袋中满装着咖啡，帽子里藏着圆锥形的砂糖，他们正在树荫下面嗑着硬壳果，享受那温暖的夜之乐趣。不等到有个长官前来干涉是不会有人肯动一动的。

到底巷子里的东西清除了，皮带也不住地射水。同学们非常高兴，我们每二十分钟换一次班，在那种几乎不能忍受的热气之下抬着皮带向着火的地方喷水。

到了早晨三四点钟，火域显然被限制住了；延烧到侍从学校的危险消除了。我们在一所这时还不曾关门的小客店里喝了五六杯茶止了渴以后，便回到学校里，人疲倦得要死，在学校病院中见了空床倒下便睡。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还早，便跑去看火场。在回学校的时候，我遇见了米哈伊尔大公，我便随着他去巡视，因为这是我的职务。那班侍从们，面孔被烟熏得非常之黑，眼皮红肿，有的连头发也被烧焦了，他们从枕上抬起头来，我几乎认不得他们了。然而他们却很骄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但不曾袖手旁观，而且干得和别人一样辛苦。

和大公的会见解决了我的难题。他问我为什么异想天开地要到阿穆尔河去——是那里有我的朋友吗？再不然，我认得西伯利亚的总督？我告诉他说，我并没有一个亲戚在西伯利亚，那里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他听了不禁叫道：“那么，你怎样去呢？他们会把你派到一个孤零零的哥萨克村落里。你在那里能做什么呢？最好还是由我写信把你推荐给那里的总督罢。”

大公既然这样答应，我相信我的父亲的反对一定会打消了，——事实上果然如此。我可以自由地去西伯利亚啦。

这一次的大火不仅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上，而且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俄国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显而易见，这场火灾不是偶然事件。复活主日与圣灵日乃是俄国的大节日，那时节在集市里除了几个看守人外便没有别的人。何况阿卜拉辛大院与对河的木材场同时起火，而圣彼得堡的大火之后，又继之以几个省城中的火灾。显然有人在纵火，然而纵火的人是谁呢？这至今还是一个疑问。

有一个变节的立宪党人加特科夫因为和赫尔岑，特别是巴枯宁有私仇（他和巴枯宁决斗过一次），就在火灾后第二天宣称，放火的是波兰人和俄国革命党人：这种看法居然流行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波兰人当时正准备发动革命（在第二年1月，革命便爆发了），秘密的革命政府和伦敦的俄国亡命者结了盟，在圣彼得堡政府的中枢部门也有他们的人。火灾以后不多几时，波兰总督吕德尔斯就受一个俄国军官的枪击。康士坦丁继任为波兰总督（据说这次任命之用意在使波兰成为康士坦丁的独立王国），但马上在6月26日康士坦丁又遭枪击。亲俄的波兰联合党的领袖威利波耳斯基侯爵在8月里曾遭到几次同样的狙击。拿破仑三世答应波兰人用武力干涉来支持他们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一般窄狭的军人的观点判断，自然可以把破坏俄国国家银行与好几个部，在首都引起恐慌等等举动看作一个作战的好理由。然而谁也找不出一星半点证据来证实这种假设。

在另一方面，俄国的各进步党派看出：从此以后，对亚历山大二世发动改革的主动性不能够再存一点希望了，他分明一天天地落入反动的阵营中。凡是有先见之明的人都会明白：在纳付土地赎金的条件下的农奴解放只不过使农奴陷于肯定的毁灭境地。5月中在圣彼得堡便出现了革命的宣言，号召人民与军队起来全面反叛，要求知识阶层坚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许会有几个革命党人把使政府机关解体一项列入他们的计划之中。

最后，农奴解放的不明确性在农民中引起许多骚动；俄国农民本来占着所有俄国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在俄国历史上，每逢开始有了骚动，必有许多恐吓纵火的匿名信件，最后导致纵火事件发生。

革命阵营中也许会有几个人想到放火烧掉阿卜拉辛大院的事，然而火灾后马上在俄国与波兰各处发生的大批的逮捕，以及最严密的调查都不曾得着一星半点的证据，足以证实这种猜想。只要这类东西被发现了，反动派必然会尽量利用。何况此后出版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和通信集，其中找不出一点可以支持这种猜疑的暗示来。

恰恰相反，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城市（尤其是萨拉托夫）发生了同样的大火之后，沙皇特派的调查专员兹达洛夫（元老院议员）回京时坚决相信萨拉托夫的大火是反动派放的。反动派中大多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亚历山大二世推迟农奴解放之最后实行期（应该在1863年2月19日）。他们知道他的性格的弱点，在圣彼得堡的大火之后，他们马上开始了猛烈的运动，以求推迟解放实行期与修正解放令的实际应用。据可信的司法界消息，元老院议员兹达洛夫归来时确实携有证明萨拉托夫反动派犯罪之有力证据；然而他死于中途，他的皮包突然遗失，从此便不曾找到。

尽管如此，阿卜拉辛的大火产生了最最可悲的后果。自此以后，亚历山大二世便投降反动派了，尤其糟糕的是，那素来足以左右政府的圣彼得堡（尤其是莫斯科）的上流社会的舆论突然抛掉了自由主义的假面，转而攻击改革派：不仅激进的改革派，便是温和的改革派也为它所仇视了。大火后不多几天，我在星期日到我的做沙皇侍从武官的堂兄家里去，从前在那里，我常常听到一些禁卫军骑兵队的军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表同情；我的堂兄自己在此时以前还是《现代人》（激进的改革派的机关杂志）的热心读者。这一次，我却看见他拿了几期《现代人》放在我面前的那张桌子上，对我说：“好，从今以后，我决不再读这种煽动性（与“纵火”一词同义）的东西了，受够啦！”——这几句话代表了“全圣彼得堡”的舆论。

改革的事不便谈论了。反动的精神弥漫于全部空气中。《现代人》与其他同类的杂志被禁止了；任何形式的星期日学校都被封闭了。政府开始了成批的逮捕。首都实行戒严。

两个星期以后，在6月13日（新历6月25日），侍从学校和军官学校的学生们盼望了许久的事终于到了。沙皇给了我们一次关于各种操练的军事考试；在这次考试中，我们指挥着几个中队，我骑着马在大队的前面往来。我们这一级毕业生就被升任为军官了。

检阅完毕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高声叫道：“新任的军官到我这里来！”我们便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依然坐在马上。

这时候，我又看到了他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面目。这个人，在下一年的波兰叛乱中便要成为一个渴血的报复心切的镇压叛乱者。如今在他对我们的演说中，从头到脚暴露在我的眼前。

他开始用安静的声调说：“我祝贺你们：你们是军官了。”他又说到军人的义务与忠诚，这是他在这种情形下演说的老调。“然而如果你们里面有什么人，”他继续往下说，他清楚地高声一词一词地叫出来，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了怒容，——“如果你们里面有什么人——但愿上帝保佑，你们中不会有！——在任何情况之下证明有不忠于沙皇、皇位及祖国的行为——注意我所说的话——他将依法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决无丝毫的宽—赦！”

他的声音嘶哑了。他的面容怒气冲冲，充满着一种盲目的愤怒的表情（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当地主们拿“用棍子剥你们的皮”的话来威吓他们的农奴时，我就在他们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他凶猛地踢他的马，跑出了我们的圈子。第二天，6月14日早晨，便有三个军官被他下令在波兰的莫得林城枪毙了，一个名叫苏尔的士兵死于笞刑之下。

在我们回学校的归途中，我自语道：“反动，全速的开倒车。”

我在离开圣彼得堡以前还见过亚历山大二世一次。在我们受职后不几天，所有的新任军官都要齐集在宫里参见沙皇。我的那套不入流的军服，和那条引人注目的灰色军裤惹起了众人的注意，时时刻刻都有各级的军官过来问我穿的是何种制服，我不得不一一满足他们的好奇心。阿穆尔哥萨克团队乃是俄国陆军中最近编制的团队，我差不多站在几百个参见的军官的末端。亚历山大二世找到了我，问道：“那么，你要到西伯利亚去了？你的父亲终究同意了？”我回答说是。他又问：“你不怕走那么远吗？”我热烈地回答道：“不，我要工作。在西伯利亚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实施现今正在开始的伟大改革。”他直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后来便说：“好，去罢；一个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成为有益的人。”他露出一种极其疲倦的表情，一种彻底投降的表情，我不禁马上想道：“这是一个耗完了元气的人；他预备放弃一切了。”

圣彼得堡带着一种凄惨的样子。士兵们在街上列队行进，哥萨克巡逻队骑马在宫殿四周转，要塞里充满了囚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见着这同样的事情——反动的胜利。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圣彼得堡。

我每天都到哥萨克总部催促他们发给我证件，等到一切都预备妥当的时候，我马上赶到莫斯科去会我的哥哥亚历山大了。